汉儒董仲舒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成是合乎天道的伦理规范，用“天尊地卑，阳贵阴贱”的“天象”说明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从而把君权、父权、夫权神化为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力。自汉以后，维护“三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纷纷演变为律令。直到清代末期，统治者仍然宣称三纲五常。

古代法律是由国家统治者为协调社会关系、保证社会秩序而创制出来的带有强制性的制度规范。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集权国家的政治体制，古代法律作为维护王朝政治的制度规范，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突出表现。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在各国普遍制定与公布成文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制作了《法经》六篇。《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初具体系的封建法典。

引经注律是儒家思想影响古代法律制度的又一方式。秦汉时期注经风气盛行，在这种风气下，人们开展了注释法律的工作，以儒家经典作为法律注释的依据。汉代引经注律盛况空前，引经注律过程也就是对封建法律进行儒家化的改造。

唐高宗命长孙无忌对《唐律》进行考证、疏议，著成《唐律疏议》一书。公元654年唐高宗颁行的《唐律疏议》是汉代以来对于法律注释解说的集大成著作，它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是儒家经义法典化的范本。

天神祭祀是古代皇家祭礼中的重要祭祀活动。自命为天帝之子的君王，认为上天赋予他治理世间的身份与能力，因此保持与天神的直接联系是君王的特权与职责。天神祭祀包括天帝祭祀、日月星辰祭祀、气象神祭祀三种。

五礼是古代国家礼仪制度，大约定制于周代。五礼分为：吉礼、祭祀之礼；凶礼，死丧、凶荒之礼；宾礼，朝见之礼；军礼，出征、田猎等礼；嘉礼，冠婚、饮食、宾射等礼。

地神在国家典礼中占有重要位置，地神古称地祗。地神祭祀主要包括大地祭祀、社稷祭祀、山川祭祀等。

人生礼俗指依照人生历程的阶段性变化而定期进行的礼仪习俗，它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礼。此外，标明进入重要年龄阶段的祝寿仪式与一年一度的生日庆贺，也属于人生仪礼的范围。

(1)用自然血缘关系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宗法制度下，社会结构以宗族为基本单位，每个社会成员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其在宗族中的位置。
   (2)用自然血缘关系将人们紧紧连在一起，从而限制着人们社会关系的发展。对于一般家族成员来说，他们很少有个人的权利，他们的个性几乎全部淹没在血缘宗族中。

秦汉以后君主专制制度日益成熟和完善，高度集中的专制王权，皇帝总揽天下大权，拥有庞大的官僚办事机构，对民众进行严密的人身控制，这一切都给传统中国社会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专制社会里，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形态和民众生活几乎很少不受到集权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在高度专制的明清时代，无孔不入的政治权力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沉闷与单调。

家天下的家族统治在中国传衍了两千年之久，王朝的更迭往往是新旧家族的代兴与衰亡。在皇位继承上，历代帝王大多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原则，历史上虽然不乏非嫡传子孙继承皇位的事例，但他们没有越出血亲的宗法范围，他们只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补充。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齐家与治国并称，人们能够将齐家术转换为治国策，说明家国一体的互通性质。从秦始皇创立大一统帝国到晚清帝制结束，一部中国政治变迁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的兴亡史。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家天下”政权模式的长期延续。宗法制度原则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2)亲亲伦理政治原则的不断扩张。(3)宗法原则成为维系王朝政治的习惯力量。

(1)在科举制度之下，古代中国建立起稳定的文官体制，这种文官考试制度在人类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2)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西方实行的文官制度，就是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蓝本。

(1)科举制将儒家思想全面推进到社会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2)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重视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强调等级特权，主张同罪异罚。这都表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封建伦理特性。
   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法律逐渐儒家化，礼法结合，古代法律既有明显的残酷性和严苛性，又保留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原则。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者享有法律的特权，强调家族内部的身份区别，家国相通，君父相联，伦理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保证了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固。

(1)礼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化混沌未分时，不存在俗与礼的区别。(2)礼，起源于俗，但礼不同于俗。礼与俗的区别在于：俗是民众自发形成的行为习惯，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礼是自上而下的一套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礼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3)伴随着阶级分化、文化分层的过程，礼逐渐从原始习俗中提纯出来，民俗是礼制生成与推行的基础。(4)在上古社会礼主要表现在祭祀活动上，礼是一种与神灵沟通的仪式。礼最初是人神关系的调节，后来扩展到人，最后扩展到社会，成为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要作用。

(1)对尊者、贵者、长者而言，要遵循礼制；对待从属人员，要宽厚、慈爱，避免因过分的压制导致矛盾的激化。
   (2)对社会从属者而言，礼制的主要宗旨是要他们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的欲望，服从尊长，安于本分。

(1)天神祭祀。
   天神祭祀是古代皇家祭礼中的重要祭祀活动。自命为天帝之子的君王，认为上天赋予他治理世间的身份与能力，因此保持与天神的直接联系是君王的特权与职责。天神祭祀包括天帝祭祀、日月星辰祭祀、气象神祭祀三种。
   (2)地神祭祀。
   地神在国家典礼中占有重要位置，地神古称地祗。地神祭祀主要包括大地祭祀、社稷祭祀、山川祭祀等。
   (3)人神祭祀。
   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尊祖、敬祖意识浓郁，人们对血亲祖先、人文祖先有着很强的追念与依赖心理，定期举行的各种祭祀仪式，就是与祖先神灵对话的机会。取得神灵的佑护，维持现实秩序是人神祭祀的主要目的。包括：宗庙祭祖和祭先王先师。

中国的礼仪制度在社会上层包括政府与宫廷表现得严整与周密。在等级观念浓郁的古代，统治者依靠严密的礼制来区分、规范人们的身份、地位与社会角色，从而保证国家社会体系的协调与稳定。从先秦及汉代以来的礼制著作，可以概括出官方礼制的若干特性：祭祀典礼的神圣庄严；冠婚丧礼的隆重盛大。

(1)将家族历史上有着特殊功绩的第一代祖先确定为世代祭祀的对象，称为“太祖”。
   (2)祭祀近几代的祖先。

祭祖仪式采取周祭与合祭的方式。周祭是一种施行于殷商祖甲以后的大型祭礼。这种祭礼是用多种祭祀形式轮番祭先王及直系先王的配偶。整个祭礼完成一遍约需一年的时间，甲骨学上称为“周祭”或“周祀”。合祭，按周代礼制规定，王室七代以上的祖先神主平时收藏于太祖庙中，五年一次，出其神主合祭。

冠礼就是古代的成人礼。加冠的年龄一般在十九岁或二十岁，加冠的地点汉代在宗庙，魏晋南北朝以后在王宫大殿，但在冠礼前后都要去宗庙祭告。士冠礼由嘉宾主持，嘉宾以缁布冠、皮弁、爵弁给受冠者三次加冠，并为之命字。受冠者然后出见亲友及邻里有地位的贤达之士，表示自己已取得了进入成人社会的资格。皇家的加冠仪式场面要宏大得多，明代冠礼由太师主持，百官列位，皇帝加冠只一加，皇子三加，礼毕，群臣舞蹈拜贺。

皇家贵族礼制可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不以明示等级尊卑为宗旨，皇家贵族的礼仪活动注意规模与程式，将礼仪过程视为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强化王权，明晰统治集团内的等级与名分关系，礼制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的强有力的文化纽带。

适用于贵族社会的礼仪规条，无论其多么完备，对于广大的庶族百姓来说，并不直接相关；《孝经》有“礼不下庶人”之说，即是贵族社会的礼大都不适用于庶民阶层。从贵族的礼法制度看，它对贵族的礼仪行为有具体细密的规定，而对于庶民往往只提出一个笼统的限制区分。这与礼制的宗旨有关，它主要服务于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生活。

(1)岁时礼俗的自然伦理属性。人们遵循自然时序，以岁时礼仪活动调整人与自然(在古代社会自然力量常常以神的面目出现)的伦理关系。
   (2)岁时礼俗的社会伦理属性。周期性的岁时礼俗是对宗族社会关系的反复确认，以及对宗法伦理观念与情感的不断强化。在农业宗法社会里，岁时节日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活动日。人们利用这一异于常日的时间点，以祭祀、饮食、娱乐等种种岁时礼俗强化宗法伦理原则，这些宗法伦理原则包括家族伦理与乡族伦理。这些具有伦理意义的岁时礼俗，在传统的岁时节目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礼文化在庶族百姓那里是礼与俗的结合，礼通过民间习俗表达着自己的精神原则，民间习俗吸取礼制的周密形式，制定规范与调适民间家族社会的条例俗规。传统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庶族民间通过岁时这一周期性的时间礼俗，反复强化家族社会的伦理精神；通过人生仪礼这一个体人格的塑造与社会角色规范的人生礼俗，培养家族社会的文化传入；通过日常礼俗，以及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训、家法、族规，促进家族社会的和谐稳定。礼俗的一体化，使传统中国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庶族平民礼俗的轨范性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1)岁时礼俗的伦理性。岁时节日礼仪对民众的伦理规范有两重意义：①自然伦理属性。②社会伦理属性。
   (2)人生礼俗的家族性。人生礼俗的内容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礼。在个体的人生礼仪上，有着浓厚的家族色彩。
   (3)家训族规的礼俗教育与礼俗规范具有一定功能。

在三大悼亡节中，清明为首，后世一般不直称清明为鬼节，而对于中元、十月朔则普遍以鬼节名之。其中的细微区别在于，清明重在祭墓祭祖，表达孝思，其他二节重在祭亡，对孤魂野鬼也一起关照，希望通过祭祀安抚鬼灵，防止游魂作祟。

婚姻仪礼是人们依照一定的社会婚配原则使男女结合成夫妻的礼俗程式。
   (1)婚姻关系能否订立，须取得家族祖先的同意。
   (2)以聘娶的形式实行家族间婚姻包办与人财交换。
   (3)拜见尊长，庙见祖先，家族对新成员的接纳。

(1)孝悌；
   (2)耕读为本；
   (3)修身；
   (4)整肃门户；
   (5)严守尊卑秩序；
   (6)善择婚姻；
   (7)慎选继子；
   (8)丧葬宜俭。

宗族祭祀与军事征伐是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君王就是这两大国家职能的体现者。
   (1)君王的祭祀职能。在神秘思想流行的上古社会，王作为人间的统治者，其首要职责是取得与天神的沟通，以传达神的旨意。王的权威通过神权的支持得以建立。
   (2)君王的军事职能。军事争夺是促成氏族首领向国家君王演变的又一重要因素。在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私有制开始出现，但低下的生产水平，难以满足人们的财产欲求。因此，征服、屠杀、掠夺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常规课题。正是在血与火的军事征服中，扩大了疆域，增长了人口，积聚了财富，从而为国家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1)皇帝总揽天下大权。
   ①君主是全国的最高权威和绝对权力的拥有者。
   ②君主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控制国家政权。
   ③君主以土地国有的形式与赋税政策控制着国家的财政经济。
   ④君主有任意制订与更改法律的威权。
   ⑤皇帝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掌握着天下兵权。
   (2)拥有庞大的官僚办事机构。
   ①从中央政权机构看，自秦朝统一后，皇帝就建立了一套以三公九卿为主要官员的中央官吏系统。隋唐以后则实行三省六部制。
   ②从地方机构看，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郡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直属中央，郡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
   (3)严密的人身控制。
   ①严格的户籍管理是专制王权严密控制人身的最重要措施。
   ②什伍里甲制度是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基层的组织形式。

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是王权政治的沃土。一方面，在王朝出现危机的时刻，宗室贵族每每自觉地担当起匡扶社稷、复兴王朝的政治使命，使家天下的王权政治模式得到不断的复制与再生。在中国古代，皇室贵族拥有封地与优厚的待遇，人口众多，他们对外有一致的家族利益。而一般臣民习惯于视皇族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在国家出现危机时，皇室宗亲自然成为他们拥戴的目标。西汉末年的刘秀就是依赖王室后裔的特殊身份而重建汉家天下的。另一方面，在宗法文化的浸染下，人们将家天下的王权政治视作天经地义的统治模式，不仅旧贵族要重振家门，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也模仿着旧有的宗法模式，构建新的王朝。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王朝国姓屡经更迭，王朝政治模式却一如既往，宗法制是维系王朝政治的重要力量。

宗法制作为一种曾经实施的政治制度已成为历史，但宗法制在中国所留下的历史影响，却异常深远。宗法关系、宗法观念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之中，并深远地影响着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家国一体，父权与君权相结合的政治结构，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以亲亲为基础，以君王国家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持久凝聚力的精神保障，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而未中绝的文化动力。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之下，在统一的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的时候，中国文化仍能保存传承，就得益于中国有一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它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聚合的社会基础。
   当然，宗法制度原则与君主制度的结合，也给中国文化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伦理政治的限制之下，人们固守在一定的名分之内，循规蹈矩是社会对个人的一般要求，易于养成唯上、唯书、唯亲的被动性格，人们大多缺乏文化创新的活力。

(1)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举荐贤士。尤其是地方官员，他们有发现、考察、推荐本地贤士的职责。这种由地方官僚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方式，称为“察举”。
   (2)汉文帝时，首次实行与察举相匹配的“策问”考试方式。策问是根据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情形提出问题，主考者将问题写在竹简(“策”)上，由被荐举的“贤良”之才做出书面答复(“对策”)。朝廷根据对策情况，评定高下，酌授官职。这是汉代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以选拔人才的开始。汉朝不仅开创了考选官员的制度，而且确立了儒家思想在选官制度中的支配地位。
   (3)汉武帝以后，除了贤良文学这一察举科目外，察举又增加了孝廉、秀才、明经、明法等新科目。

在科举制度之下，古代中国建立起稳定的文官体制，这种文官考试制度在人类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科举制造就了文官政治，文官政治又培育了一个超越地域、家族与军事势力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的利益、活动都与中央集权相联系，因此科举考试的价值导向与精神意旨对社会文化形态发生着直接的影响。科举制培育和维系了传统文化。科举制将儒家思想全面推进到社会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这是其正面作用。科举考试耗费了士人几乎全部的精力，读书做官成为知识阶层的最终目标，造成传统文化的畸形发展；科举制是对极端专制王权的维护；知识阶层在科举制的牢笼之下，缺乏主体意识与创造性思维。这是其负面作用。

(1)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作为指导立法、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
   ②贯穿“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为主，德刑并用是统治者所倡导的统治方法；
   ③通过引经断狱、引经注律等方式使儒家经典法典化。
   (2)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占有重要地位。
   (3)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4)强调等级特权，主张同罪异罚。

(1)人类很早就进入了群居状态，人类的群居必定依靠一定的相互习惯的适应方式，否则人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集合体。这种相互适应的、大家公认的原始行为习惯，就是礼俗的萌芽，约定俗成、潜移默化是习俗生成传衍的一般特性。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阶层分化的时候，人们依靠自觉遵行的“俗”维持群体的稳定与安全，用原始的仪式活动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群体、人与人的各种关系。
   (2)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统治阶级与国家体制相继产生，传统家族内的行为规范，已不能适应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的需要，因此制定统一遵行的礼仪制度势在必行。礼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化混沌未分时，不存在俗与礼的区别；伴随着阶级分化、文化分层的过程，礼逐渐从原始习俗中提纯出来。因此，历代统治者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强调礼义原则、礼仪制度的化导与示范作用，以教化或强制的形式，使人们自觉遵循礼制的约束，“化民成俗”成为大小官吏的治政目标。
   (3)在统治阶层不遗余力的灌输下，传统社会的礼仪制度大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下，家族制度上升为国家礼制，然后又由国家礼制下降为民间家礼俗规。礼俗的这种升沉变化反映出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特性。

礼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化混沌未分时，不存在俗与礼的区别；伴随着阶级分化、文化分层的过程，礼逐渐从原始习俗中提纯出来。礼起源于俗，但礼不同于俗。礼最初是人神关系的调节，后来扩展到人，最后扩展到社会，成为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的重要作用。
   因此，历代统治者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强调礼仪原则，礼仪制度的化导与示范作用，以教化或强制的形式，使人们自觉遵循礼制的约束，“化民成俗”成为大小官吏的治政目标。在统治阶层不遗余力地灌输下，传统社会的礼仪制度大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礼制化为民俗，与中国古代家族势力通过家法、族规对礼制的维护有关，古代社会的家礼是国家礼制精神与庶民日常生活的结合。在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下，家族制度上升为国家礼制，然后又由国家礼制下降为民间家礼俗规。礼俗的这种升沉变化反映出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特性。

在传统中国宗法政治文化的背景下，无论社会哪一层面，都脱离不了宗法伦理的制约，民间的礼俗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与贵族礼制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它们来源于同一文化母体，所依托的是同一宗法社会结构，贵族不过是特殊家族，皇帝是特别的家长，贵族社会的礼制精神，以及相当比重的礼仪行为都是从家族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如“亲亲”、“尊尊”等宗法原则，一直是传统社会礼法制度的思想基础。(2)统治阶层非常重视礼仪的示范作用，以严格的礼制规定，与公开的盛大的礼仪形式，向社会显示礼法的森严，达到软控社会的目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因此上层礼法思想渗透民间，家族社会模仿国家礼制，制定自己的家法族规。(3)随着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士庶差异的消失，贵族礼制除保留在统治集团内部外，相当部分俗化为庶民的行为规范，如“周公六礼”成为一般婚俗模式。

人生礼俗指依照人生历程的阶段性变化而定期进行的礼仪习俗，它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礼，其家族性特征在每一阶段均突出地表现出来。
   从诞生礼仪看，婴儿一出生，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受到父族与母族的精心呵护，婴儿的教育与培养成为家族的重要事务。
   成人礼原本是独立的人生礼仪，由于传统社会重视家庭形式，个人只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个人的能力与资格从属于家庭的需要，因而成年礼逐渐演变为婚礼的一部分。
   婚姻礼仪的各个环节都贯穿着明确的家族原则，婚姻缔结着家族关系，婚姻延续了家族的香火。
   而丧葬礼仪中最能体现家族社会关系的是丧服礼制，亲属要依与死者血缘关系的远近穿着不同的孝服“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