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这批竹简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于2008年7月15日被运到清华大学。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共有2388枚(包括少数残断简)。清华简中整简的比例很大，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上的墨书文字出自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

官刻本之一。清代初年，承明代内廷刻印书籍之制。康熙时，设修书处于武英殿，刻版甚工，殿本或殿版之名始此。乾隆四年(1739年)设刻书处于武英殿，诏刻《十三经》《二十一史》，派大臣主其事。后又刻《明史》《大清一统志》《三通》《旧唐书》。乾隆十二年(1747年)以前所刻书籍，刻工精良，校勘精审，纸张墨泽亦极佳，不仅超越元、明，且能与宋代刻本媲美。被公认为善本。

顾颉刚提出的考辨中国古史的理论。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认为尧、舜、禹等人及其历史本来是虚无的，西周以后人们逐步造出这些人和他们的历史，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传说愈来愈周密。以此说明中国古史是各时代后人层累造伪的产物。这种疑古思想，对考辨从盘古经三皇五帝到唐尧虞舜传说的史料价值有积极作用。

西晋皇族内部因争夺政权而引发的动乱。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死，惠帝即位，贾皇后为独揽大权与辅政的外戚杨骏发生矛盾。291年，贾皇后杀死杨骏，统治阶级内部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战争，先后有八个分封为王的皇族参与进来，历时16年之久。306年东海王另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八王之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使得五胡乘虚而入。

蒙古汗国军政合一的制度。将全国的人民和土地划分为95个千户，由大汗分别授予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的那颜(首领)，使之世袭管领。千户下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下为十户。千户制是基于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建立的一种军事封建制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所有青壮年男子皆为战士，编入军队，自备马匹和兵器，由千户长、百户长率领，随时听命出征。千户也是行政单位，平时管理居民户籍、生产、税收和司法等行政事务。

明朝具有法律效力的特别刑事法规。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一月，太祖颁布亲自编撰的《大诰》。随后，又颁行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三编《大诰》汇集了大量惩治官民贪赃受贿、转嫁赋役、侵吞税粮、抗租误役、流亡隐匿和使用凌迟、枭首等重刑的案例。朱元璋颁行《大诰》三编的目的，即在于公布一系列酷刑案件，用以威慑及警戒臣民，使之安分守己，不敢轻易犯法。《大诰》三编是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治理臣民的记录，也是朱元璋推行专制主义的一种手段。

国民党CC系发起的中国文化建设运动。1934年3月，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由陈立夫任理事长。此后又创办了《文化建设》月刊，陈立夫在创刊号上撰文，提出所谓发扬固有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来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体系。1935年1月，CC系的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10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提出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七千人大会虽然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鬼脸钱：楚国(春秋战国)    红钱：清代新疆
   荚钱：西汉初    交子：北宋
   中统钞：元      刀布：周
   错刀：王莽新    半两：秦
   贝：商          圜金：秦、魏(战国)

(1)断句
   古人有言：名世之生，期以五百，神物出世，且数倍之。即时会幸至，而我生不辰。今则大卜所掌，若诏予以典守；荒裔宝藏，亦并世而重开。此可欣者一也。厘冢竹简，载以数车，而诸家写定，仅得七十五篇。今则简册盈千，卷帙逾万，此篇所刊，千不逮一，数已相埒。此可欣者二也。秘藏既启，遗书西迈，东土人士，末由沾溉。伯君念我所自出，亟许以传写。一言之诺，三岁不渝，邮使屡通，异书荐至。此可欣者三也。
   (2)翻译(略)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始皇不分封子弟以藩辅，致有“孤立之败”；因此，他对地方的行政制度，采用了“郡国并行制”。把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旧秦国及附近地区划分为十五个郡，实行郡县制度，由皇帝任命守、尉、令、丞，以统治地方。对旧燕、赵、齐、魏、楚等地区，采用了分封制。自北而南，封立了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个诸侯王国。诸侯王在封国内是国君，权力很大。王国的政权机构和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诸侯王还有一定的军权，有财政权，可在国内征收赋税。王国的疆土广大，人口众多，多数王国很富庶。王国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诸侯王国和郡都直属于中央。郡国并行制引发了严重的诸侯王国问题，直至汉武帝时期才最终解决。

(一)早期维新派主张革新政治，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马建忠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王韬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民共主”制度最善；薛福成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两党制；郑观应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则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主张。
   (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著《变法通议》，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了变法是“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道理；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要求改变封建官僚制度；宣传民权思想，呼吁“伸民权，建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三)清末预备立宪时期设立谘议局与资政院。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各省督抚速设谘议局。1908年7月，清政府又公布施行《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并且限令各省一年内一律成立。至1909年10月，除新疆缓办外，全国21个行省的谘议局均如期成立，同时开幕。按照规定，谘议局议长、议员都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清政府于1907年宣布筹设资政院，1910年10月，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资政院议员分为钦选和民选议员两种，各占100议席，外加钦选总裁2人。钦选议员是由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各部院官员以及硕学通儒等组成。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选举产生后，经各省督抚选定。资政院具有一定的立法权，但还不是完全的立法机构。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建立了议院制度的雏形，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始于1928年，由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挑起。1930年，王学文、潘东周在《新思潮》杂志上著文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灵峰、任曙等人在《动力》杂志上著文断言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1932年至1933年这一争论扩展到了史学界，展开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4至1935年讨论的方向又转向了中国农村社会，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论证中国农村经济半封建性质，王宜昌、张志澄等人则在《中国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认定中国农村已是资本主义占了优势。
   (二)中国社会史论战。这场论战主要由“新生命派”的陶希圣等和托派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判而鼓动起来。论战双方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郭沫若首先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系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又认为等于奴隶制以前的族长制。李季认为是指与希腊、罗马奴隶制并行而又先于封建社会的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2)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李季认为，原始社会崩溃后，中国则进入以土地国有为特征的亚细亚式的社会。郭沫若根据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等古代文献，最早肯定中国奴隶制社会存在，并认为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吕振羽指出殷代是奴隶社会。(3)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李季认为，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与周代相始终，秦以后就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代。梅思平认为，秦以后的中国社会完全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陶希圣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在战国时代就因为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崩溃了。郭沫若、吕振羽都认为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