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石器与铁器时代之间的一个时代。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大，适宜制造锐利的锋刃和细密的花纹，因色青灰而得名。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约在前3000年。中国的青铜时代与中国奴隶制的产生、发展及瓦解相始终，相当夏、商、周朝。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朝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中国的青铜时代与奴隶制时代相适应。在郑州、洛阳、安阳等地都发现有商周铸铜遗址，有的规模达十万平方米。现今传世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兵器、王公贵族享用的生活器皿等。铜器上所铸的铭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西魏、北周乃至隋唐时期的统治集团的总称。此概念由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士族形成于西魏时期，其构成成员来自关陇地区。西魏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宇文泰为对付东魏政权和南朝梁，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关陇、鲜卑贵族和关陇汉族世家大族以及河东世家大族的团结，结成关陇统治阶级的联合阵线。西魏府兵统帅的六柱国、十二大将军都由他们担任。北周、隋、唐的开国君主与部分将相大臣都出自这一集团。如杨忠是隋文帝的父亲；李虎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独孤信的长女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第七女为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关陇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雄厚的实力。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的一种理想人格。语出《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指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外王，指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内圣外王”的意思是内有圣人之法，外施王者之政。意为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后被宋儒汲取并以此标榜。

明代政府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编制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一个粮区(税粮万石)为单位，每区土地丈量后，记载各块土地的面积、地形、四至、土质和田主的姓名，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依次排列，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此图册与黄册互为补充，是明朝调整赋税和加强对地方统治的有力措施。

洋务运动时期宣传洋务思想的代表性著作。1861年，冯桂芬写成的《校邠庐抗议》，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提出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指导思想，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纲领，也成为后来流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滥觞。

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马关条约》签订后，先后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并且创办《万国公报》《强学报》等报纸，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6月，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康有为被召见并得到重用。在维新变法期间，试图在不改变君主制的条件下改革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使中国富强。戊戌政变后，逃亡海外。1899年组织保皇会(1907年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2年，他组织孔教会，鼓吹尊孔复古。1917年又积极参与张勋的复辟活动，成为保皇派。主要论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等。

1942—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的关于整顿党风的党建运动。它以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为标志展开，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通过整风运动，党的干部重新学习了党的历史，提高了认识水平；同时使全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反秦农民起义军攻占秦都咸阳，秦朝灭亡。继之项羽人关，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分封18个诸侯王。封刘邦为汉王，据巴蜀、汉中之地。汉元年(前206年)八月，刘邦趁项羽镇压齐地叛乱之机，起兵攻占关中。远袭彭城，为项羽所败。退至荥阳、成皋一带，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势力，与项羽成相持局面。同时派部将韩信攻掠赵、齐等地，使项羽腹背受敌。汉四年(前203年)，双方言和，相约以鸿沟为界，东属楚，西属汉。次年，项羽依约撤兵东归。刘邦乘机约韩信等人合力围追。垓下一战，楚军全军覆灭。项羽突围至乌江自刎而死。历时5年之久的楚汉之争是由秦末农民战争演变而来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取得胜利。汉五年(前202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汜水之北，国号汉，五月迁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是为西汉王朝。

明初的赋税制度，是按田亩征赋，按户或按丁征役，赋和役分别征收。赋分为夏税和秋粮，在夏季征收的叫作夏税，在秋季征收的叫作秋粮。明初的役分为多种，不同的户有不同的役。明中后期实行一条鞭法，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由于赋、徭折银特别是徭役折银的实现，使赋、役合并征收成为可能。这样，赋税的征收就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不同比例地由田亩承担，减轻了人丁的负担。由于赋、役征银，对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和小农与市场联系的加强，以及货币地租的产生，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极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一)厘定新的工商经济政策。南京国民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工商经济的发展，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工商政策主要有：颁布各项工商法规，以完善对工商业的管理，如《公司法》《工厂法》和《矿业法》等；颁布法规，对工商业、新发明的产品进行奖励，如《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工业奖励法》等；发布一系列函文、训令等，以利用外资，限制外资设厂；扶助、救济民营工商业。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每一条都落到实处，但仍有利于推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二)整理税收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税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主要措施包括盐税改革、征收统税、裁撤厘金。1928年开始的盐务改革，仅就增加收入而言，成效相当明显；各种统税的征收，实现了一物一税，为废除厘金准备了条件。在厘金废除后，非常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三)实现关税自主。1928年7月首先同美国订立《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随后，陆续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缔结“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在原则上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根据这些条约，中国方面改变了长期以来关税制度上的均一税和海陆关不统一这两种不合理的规定。使中国获得了一定的关税自主权，并提高了税率。但是，关税行政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税率的提高也仍有限制(基本按1926年关税会议所议税率)，所以中国的关税权仍不能完全自主。
   (四)以废两改元与法币政策为主的币制改革。
   (1)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国内币制极为复杂紊乱，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严重阻碍了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发展。1932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废两改元委员会”，研究废两改元问题。次年4月，国民政府发布《废两改元》的训令，规定“自4月6日起，所有款项之收付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废两改元的实施，废除了银两这一落后的货币政策，确立了银本位制，并进而统一了全国的货币。自此，银元成为具有强制流通能力的本位币，不但有利于国内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为后来实施的法币政策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2)法币政策。1929年—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对本国的影响，各帝国主义国家展开了激烈的货币战，并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实行了货币贬值政策。1934年，美国实施白银法案，提高白银价格，并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引起了银价大幅度上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银根紧缩，银行挤兑，物价猛跌，货物滞销，严重地影响了工商金融业，经济危机日益加剧。为了防止白银外流，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后来又加入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同时规定实行白银国有，以及外汇通过英镑来计算(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便士半)。法币本身无法定的含金量，也不能兑换银币，但它以外汇为本位，信用由外汇的价格决定，是一种汇兑本位制。
   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由于实行白银国有，稳定法币汇价，安定金融行市，有利于国内外贸易发展和金融业的改造。另一方面，法币虽然以外汇及金银为发行标准金，但本质上，它是一种虚本位制，一旦国家财政管理脱离了科学轨道，或者与国家外汇储备及社会有效供给严重背离，这种虚本位制就为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提供了方便。

唐宋之际中国文化出现重大变迁，中国古代史家郑樵、陈邦瞻、赵翼等，中国近代史家夏曾佑、陈寅恪、钱穆、雷海宗等，中国现代史家邓广铭、漆侠、王曾瑜、张广达、张邦炜、李华瑞、钱婉约等，日本史家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目前学界对这一历史转向的研究一般是在“唐宋变革论”的视域中展开的。
   “唐宋变革论”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研究中国历史并吸收中国史家和欧日史家的基础上提出的颇富解释力的论断。
   随着门阀制度衰落、阀阅观念淡薄、士庶鸿沟消融、科举制度完善，士大夫群体队伍壮大，文化事业繁荣，文化形式趋于多样，唐宋之际文化形态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大体而言，上承魏晋南北朝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的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与之相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在这一巨变中日渐衰微，一直到唐中叶后，儒学才重新引起重视。到了宋代，情况大不一样，佛、道、儒等各派思想趋于融合，渐成一统之局，具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被孕育出来。唐代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入宋后，文化精神及动态转为简单而收敛，以至到南宋时，道统思想愈加强固，甚至到了拒斥外来文化的地步。唐宋之际，开放性、博采兼收型文化转向内聚性、固守本位文化。
   统归起来，唐宋之际中国文化历史转向的表现主要有：(1)学术上从汉学到宋学，经学上出现由注重师法、疏不破注到疑古惑经、己意解经的转变；(2)文学从雅到俗，古文运动的复兴驱动着文学创作由注重四六的骈文体到注重自由表达的散文体的转变；(3)历史编纂法出现崇尚照录到注重别裁的转变，以及“春秋笔法”的复归；(4)哲学上出现义理之学取代训诂之学的趋势；(5)诗、词、曲等都出现由注重形式到自由发挥的转变；(6)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也都出现由贵族化到平民化的转变，书法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音乐、舞蹈由贵族气息到平民气息。
   唐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与贵族政治统治转向君主专制统治息息相关，反映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文化诉求和文化风格，呈现出平民化、自由化的特征，经此一变，宋代文化更加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一)演变过程。(1)隋文帝即位后，废除九品中正制，选官不问门第。隋炀帝即位后，创立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的产生。(2)唐代制度发展完备，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即常设取士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制举是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时间、科目都临时决定，现任官也可应试，登科即可授官。武则天时又增设武举。(3)宋代扩大了进士录取名额，提高登第士人的待遇。为防止考官徇私和举人舞弊，对考官实行锁宿制度，对试卷推行糊名、誊录法，并严禁举人夹带、代笔、举烛等行为。从开宝六年(973年)起，举人经礼部试(省试)之后，增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雍熙二年(985年)，又创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4)明代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廷试)三个不同层次的考试。与前代相比，明代的科举考试，一是考试内容的变化，即从四书五经中选取考试题目；二是将八股文确定为考试文体。(5)清代科举基本沿袭明制，至清末，政府开始变革科举制度。百日维新期间清政府下令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增加考查外国政治制度和技艺的新内容。至1905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推广新式教育。
   (二)历史作用。(1)科举制度的推行，从根本推翻了两晋南北朝时豪门世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科举制度极大限度地网罗全国优秀人才，扩大了统治政权基础。(2)科举制使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又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维护作用。(3)通过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在运行机制。(4)科举制造就的士绅阶层保持了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平衡，科举制造成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中国农村有着自主性的文化系统。
   (三)清末废除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的废除，扫除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清政府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一次政治变革，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