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分期中指使用磨制石器和陶器的时代。传统的观点是将磨制石器、制陶术、农业和畜牧业，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四个基本要素和新石器时代开端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开始于距今1万年左右，结束于距今5000年至4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距今约10000年左右至7000年，中期距今为7000年至5000年，晚期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目前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主要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中期以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代表，晚期以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

考古学术语。专指考古发现中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同一地区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定数量的遗存。其命名方法一般是以第一次发现的有代表性遗存所在地名的最小单位命名，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中，一般应包括同样形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住宅、制作技术等因素。通过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可以复原共同体的社会面貌，了解其发生、演变的过程。通过对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还可以了解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商代刻在占卜用过的龟甲、兽骨上的记录文字。商代文字主要保存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今人称之为甲骨文。因多为记录占卜之事，亦称卜辞。商统治者非常迷信，凡遇祭祀、征伐、田猎、疾病、农业的丰歉、天气的阴晴风雨等大事，都要用占卜的方法询问鬼神。每次占卜，要将所问事项、占卜日期、吉凶结果等，都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成为一篇或长或短的记事文章。在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约有10万多片，所记甲骨文单字总数约有4500字左右，今已确认者约有2000字左右。

史评类史书。唐刘知几撰。成书于710年，共二十卷，分内篇、外篇各十卷。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强调史家须兼具“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不掩恶，不虚美”，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唐朝都城。创建于隋，名大兴城。唐因之以为国都，更名为长安城，亦名西京、上都、京师城。位于西安市区及其近郊。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宫城在城内北部中央，为皇帝及皇族的居所。皇城紧附宫城之南，是政府机关驻地。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宫城与皇城，系一般居民和官僚住宅区、商业区。全城平面布局整齐划一，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为南北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东市、西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是全城经济活动中心。长安城不仅是唐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904年，朱全忠胁迫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遂遭彻底破坏。

宋代学者开辟的研究青铜器以及石刻等的一种学科。金石学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搜集，二是对古器物的鉴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释，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来考订历史记载。主要的金石学著作，北宋时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以及黄伯思的《金石题跋》；南宋时有赵明诚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郑樵的《通志·金石略》。

清末洋务运动中政府创办经营的新式造船企业。亦称马尾船政局。1866年6月，左宗棠奏请设立船政局，得到批准后与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合同，议定自船厂开工之日起，5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16艘，并负责训练中国的技术人员。1866年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任前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除开铁厂和船厂之外，船政局还设立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从建厂到1895年，共造船36艘，造船技术也逐步有所提高，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制造和驾驶轮船的技术人才。

1937年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抗击日军侵略的战略性战役。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驻上海的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指挥下奋起抵抗，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11月，上海失陷。由于淞沪守军浴血奋战，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主要内容是：军队要学习地方，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生产，又能办一些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打成一片；同时地方也要学习解放军，以一项为主，兼学别样等。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古希腊史学家。出生于小亚细亚西部希腊殖民城邦哈利卡纳苏城。曾到达雅典，对雅典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公元前443年移居南意大利的图里伊城，后取得该城公民权，并在此著述终老，倾毕生精力撰写《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此书为欧洲史学的开山之作，故希罗多德享有“西方史学之父”的美誉。

从使用手工劳动的工场手工业过渡到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的过程。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革命于18世纪60年代，首先发生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到80年代因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得到进一步发展，至19世纪初在英国基本完成。美、法、德、日等国也在19世纪内先后完成。工业革命既是生产技术的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工业革命不仅给生产技术带来巨大的革命，而且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它使得生产力迅速发展，确立了工厂制对手工劳动的优势地位，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使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战胜封建制度。工业革命最终形成了成熟的近代资产阶级和与之对抗的无产阶级，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于1825年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及其各自的盟国之间除采取直接交战方式之外的全面对抗。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所发表的题为《和平砥柱》的反苏反共演说，以及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提出的致国会的《国情咨文》，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的开始。在政策实践中，它表现为拼凑军事集团，进行军备竞赛，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煽动战争，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公然践踏国家间外交关系准则和国际法原则，等等。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

(一)西周时期盛行井田制。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31亩)，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是当时一个劳力所能耕种的标准。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的，这就是“田里不鬻”，因而称为“公田”。西周晚期以后，随着私田的出现，井田制逐渐衰落。
   (二)东汉初期实行假民公田。东汉初期，由于战争破坏和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着大片荒芜无主的公田。东汉政府除了将这些“公田”的一部分赐给功臣贵族外，主要用于“赋民”或“假民”耕种。接受假田的贫民，在性质上变成了国家的佃农，向国家缴纳假税。东汉初期实行假民公田，目的在于解决破产农民无地耕种的问题。
   (三)西晋推行占田制。又称占田课田制。占田课田制把占田制和田税制结合在一起，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课田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占田数是国家准许农民占有田地的数量，课田是国家征收田租亩数，每亩纳粮八升。晋武帝的占田制是以西周的井田制为模式的，在当时的土地私有制下是行不通的，其限制兼并的用意也难以实现。
   (四)北朝至隋唐时期推行的田制是均田制。均田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的土地制度。太和九年(485年)，冯太后接受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男子十五岁以上，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女授露田二十亩。年满七十岁，还田于官。桑露田均不得买卖，“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奴婢授田数量、办法与农民相同，地方官吏在职的给予公田。北魏所创均田制，嗣后为北齐、北周、隋、唐所沿袭，但历代办法略有变更。至唐中叶，因丁口滋长，闲田日少，不能再按规定授田，均田制遂趋衰亡。

(一)改革措施。改革大体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在484—486年间，主要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第二期在494年迁都洛阳以后，着重改革鲜卑人的生活习惯，实行汉化。北魏孝文帝改革，在前期主要是在冯太后的主持下进行的。(1)整顿吏治。太和八年(484年)，改革首先从吏治开始。改革法令规定：守宰任期按治绩好坏决定，不固定年限。又制定俸禄制度，官吏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户调外每户增收帛三匹、粟二石九斗)，定期按官品发放，不许官吏自筹。为了杜绝贪赃枉法，又制定了惩治贪污的办法。(2)三长制。太和十年(486年)，北魏又下令废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要求挑选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者担任。其职责是掌握乡里人家的田地，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收租调，征发兵役徭役。(3)均田制。其主要内容是：男子十五岁以上，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不得买卖，桑田亦不得买卖，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4)户调制。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纳户调帛一匹、粟二石。(5)迁都洛阳。太和十八年(494年)，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6)汉化改革。太和十九年(495年)，下令禁止穿胡服，改穿汉服；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改说汉语；凡迁居洛阳的鲜卑人，即以洛阳为籍贯，不得归葬平城。次年，又下令改繁复的鲜卑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还积极提倡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联姻。
   (二)评价。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一次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全面改革，它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1)整顿吏治，始班俸禄，严惩贪赃枉法，对于消除百余年来的官吏、守宰鱼肉人民之积弊，改造封建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2)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改革户调制，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士族门阀地主，抑制了他们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招引广大劳动人民回到土地上来，开垦荒地，恢复发展生产。(3)提倡鲜卑族接受汉文化，推动了北方民族的融合过程。

(一)张骞通西域。第一次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出使西域的目的：第一次要联合大月氏，第二次要联合乌孙。当时匈奴在西域势力很大，大月氏、乌孙不想再回原地，所以张骞原定的目的未能达到。但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对六七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考察，回来后向武帝作了详细汇报。第二次出使到乌孙，并派助手到达许多国家。他回来时带了几十名乌孙人到长安，这是西域派使者第一次到中原来，受到隆重接待。不久，张骞的助手们也带着其他国家的使者一起回到长安。
   张骞通西域使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手工艺品大量向西域行销，对西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西域劳动人民也把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汉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二)玄奘取经。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为到天竺求经，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中亚，访问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他在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印度伽雅城西北)等地研习佛学。贞观十九年(645年)，他返回长安。共带回梵文佛经657部。此后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20年中译出佛经75部1335卷。贞观二十年(646年)，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了玄奘西行取经所见所闻的138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山川特产、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历史传说，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三)郑和下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共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历时28年。郑和船队游历南洋群岛诸国，到达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等亚非的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越过赤道。郑和船队七次远航，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地方，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是中国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南宋朱熹将此四种书加以注释，合辑为《四书章句集注》，由此始立“四书”之名。
   《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据传经过孔子及其后学的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汉武帝时合称为《五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书》即《尚书》，是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历史文献汇编。《易》即《周易》，是殷商时代记载向“天”或鬼神问吉凶的书，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64卦和384爻；《传》包括解释封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共10篇。《礼》，即《仪礼》，后与《周礼》和《礼记》合称为“三礼”。《春秋》是春秋时代鲁国官方一部编年体的历史书。解释《春秋》的有《左氏》《公羊》《毂梁》三传。

北伐战争是1926—1928年国民革命军向北洋军阀发动的统一中国的内战。1926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起兵广东，之后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至华中后，国民政府内部因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态度不同而分裂，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合流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于1928年6月攻克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从北京撤往东北，至此国民政府完成北伐。
   有学者指出北伐战争胜利的原因有：(1)北伐战争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2)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3)苏联的大量援助。(4)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化，因而北伐军在战争中得以各个击破。

(一)背景。(1)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但是封建专制制度是他们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为了推翻旧制度，资产阶级必须制造舆论。(2)在17—18世纪，自然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启蒙思想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二)代表人物。启蒙运动开始于英国，逐渐扩展到法国、德国以及全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反对上帝和宗教迷信、批判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经济上主张以自由放任对抗封建官僚机构的束缚，政治上以社会契约论否定王权神授，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或民主共和政体，限制王权，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提倡法治，反对人治。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洛克、霍布斯等，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德国的席勒、歌德等。
   (三)历史影响。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世界近代史上两大思想运动，都为新兴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如果说文艺复兴所反对的是天主教神学思想，所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的话，那么启蒙运动所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宣传的带有辩证法因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解放思想并敢于否定一切腐朽事物的勇敢精神，保障人权和实行法治的主张，崇尚知识、提倡科学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理性社会的种种设想，都已超出了国界，跨越了时代，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同时，他们卓越的见解也为法国大革命和随后而来的欧洲革命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汲黯字长孺，濮阳县人。他的祖先曾受古卫国国君的恩宠。到他已是第七代，代代都在朝中荣任卿、大夫之职。因父亲保举，孝景帝时汲黯当了太子洗马，因为人严正而被人敬畏。景帝死后，太子继位，任命他做谒者之官。东越的闽越人和瓯越人发生攻战，皇上派汲黯前往视察。他未到达东越，行至吴县便折返而归，禀报说：“东越人相攻，是当地民俗本来就如此好斗，不值得烦劳天子的使臣去过问。”河内郡发生了火灾，绵延烧及一千余户人家，皇上又派汲黯去视察。他回来报告说：“那里普通人家不慎失火，由于住房密集，火势便蔓延开去，不必多忧。我路过河南郡时，眼见当地贫民饱受水旱灾害之苦，灾民多达万余家，有的竟至于父子相食，我就趁便凭所持的符节，下令发放了河南郡官仓的储粮，赈济当地灾民。现在我请求缴还符节，承受假传圣旨的罪责。”皇上认为汲黯贤良，免他无罪，调任为荥阳县令。汲黯认为当县令耻辱，便称病辞官还乡。皇上闻讯，召汲黯朝任中大夫。由于屡次向皇上直言谏诤，他仍不得久留朝中，被外放当了东海郡太守。汲黯崇仰道家学说，治理官府和处理民事，喜好清静少事，把事情都交托自己挑选出的得力的郡丞和书史去办。他治理郡务，不过是督查下属按大原则行事罢了，并不苛求小节。他体弱多病，经常躺在卧室内休息不出门。一年多的时间，东海郡便十分清明太平，人们都很称赞他。皇上得知后，召汲黯回京任主爵都尉，比照九卿的待遇。他为政力求无为而治，弘其大要而不拘守法令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