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年终向中央汇报的制度。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首长，每年要把自己管辖地区的户口、垦田、赋税等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上报国君，并把木券剖分为二，国君持右券，臣下持左券。到了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那报核。国君根据右券亲自考核，或由右丞相协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予以升、降、赏、罚。上计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的加强。

魏晋时期的七位玄学名士。据《晋书》《世说新语》记载，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相与友善，经常做竹林之游，饮宴酣畅，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但七人的遭遇及思想实有不同。其中嵇康、阮籍都强调“自然”，反对“名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宋时对在仕籍的文武官员和州县豪强、地主等人户的统称。得名于北宋初年创置的“形势版簿”。形势户包括官户和职役户两个部分，其中虽任差役但系中产以下的贫户弱者和原任官僚现又子孙孤贫不济者均不在内。乡村上户在服差役期满后仍降为平户。宋代规定，形势户纳税须比平户早半月，违者加重处罚。此外在承佃官田、向官府出售派购粮帛等方面，对其亦有某些禁约，但多形同具文，收效甚微。

明末以张溥、张采为首的文社团体。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其成员多为青年士子，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为号召，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并亲身参与政治斗争。复社成员后来或被魏忠贤迫害致死，或抗清殉难。顺治时被取缔。

1917年围绕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在北洋军阀内部引起的争斗。即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的斗争。1917年3月，围绕中国是否参战问题，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要求参战，黎元洪在美国支持下反对参战。后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职务，并请张勋调停，又引起了张勋复辟。张勋复辟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政权组织制度。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规定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与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三三制的实行，使共产党团结了各抗日阶级，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3年5月6日凌晨，张敬尧旧部孙美瑶为解除官兵围剿，率800余人在津浦路临城、沙沟站之间姬庄毁轨拦劫开往北京的第二次特别快车，劫持旅客约300人，其中外籍旅客39人。5月8日，北京政府令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速将被掳人设法救出。5月13日，北京政府与孙部谈判，6月12日达成协议，孙部释放旅客，接受招安。8月16日，十六国公使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提出赔偿损失，惩办不力官兵等无理要求，北京政府虽表示“实难承受”，但却条条照办。

古史辨派是五四运动后考订古史的一个学术派别。以顾颉刚为代表人物。古史辨派以疑古辨伪为旨趣，系统分析了自先秦至两汉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论载，揭示出它们本来的神话传说面目，前后十多年间，在古代史料的研究、考索、辨伪方面取得巨大成绩，都汇总在七册《古史辨》中。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为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罗根泽、童书业等。1923年，顾氏提出了关于古史的基本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包涵三层意思：(1)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史期愈长；(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以此说明中国古史是各时代人层累造伪的产物。古史辨派廓清了有关古史的荒谬传说，抹去了笼罩在史学领域的经学神秘色彩，为史学形成独立的学科铺垫道路；用历史演进方法研究历史传说，使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尧舜禹的神圣地位失去依据，有利于解放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打破人们对古书、古史的迷信与盲从；对史料的“考信”“辨伪”，讲求严格的证据，使古史资料的利用发生根本性变化，对我国古史研究贡献甚大。

明初，朱元璋陆续分封24个儿子和1个从孙(靖江王)为王。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为了加强对北方蒙古骑兵的防御，二是为了防止朝廷中奸臣篡夺皇位。为了使诸王发挥作用，朱元璋规定各王府均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共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的势力最大。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建文帝意识到藩王手里的重兵对自己是巨大的威胁，便听从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的削藩建议。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在削掉势力相对弱的五个藩王后，他又着手对付势力雄厚的燕王朱棣。燕王遂以反对朝中奸臣(齐泰、黄子澄)破坏祖制为借口，打出“清君侧”旗号，在北平起兵“靖难”。“靖难之役”历经四年，燕军攻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就帝位，改元永乐。明成祖即位以后，继续执行朱元璋的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他接受“靖难”的教训，首先积极进行削藩。将分封在长城沿线、拥有较多兵力的“塞王”内迁，取消他们驭将统兵的权力。他又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迁都北京有利于巩固北部边防，又能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到明初朱元璋废除为止。
   (一)秦朝的三公九卿制。秦朝的中央机构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朝设左、右丞相，以右为尊。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监察。他们互不相属，互相牵制，从而保证决断权集中在皇帝手中。
   (二)东汉设尚书台。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三公的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东汉初年，正式成立尚书台，作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二千石；尚书仆射一人，秩二千石。在东汉，尚书台实际上成了皇帝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三公和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
   (三)魏晋三省六部制的萌芽。魏文帝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一番改革。中央官制的重要改变是设了中书监、令。新设中书以分尚书之权，是曹魏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新措施，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萌芽。中书监、令以起草诏命的形式参预决策，他们权任极重，但资格较浅，君主容易加以控制。中书省取代尚书台参预决策的部分职权，使尚书台主要成为行政中枢，一般由元老重臣担任尚书令、仆射的尚书台权力被削弱了。
   南朝皇帝为加强皇权，在制度和用人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度方面最主要的变化，即把魏晋以来尚书、中书等中央官制进一步确定，并有所发展。至梁武帝时，中央的中枢权力机构大致由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集书省等组成。其趋势是，至南朝时，国家的中枢权力机构已被划分为若干个，再无某一个机构能独掌大权。这对加强皇权是极端有利的，也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四)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包括仆射)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民、礼、兵、刑、工等六部。吏部主官吏的考核任免，民部主户口、赋税等，礼部主礼仪制度，兵部主军政，刑部主法律、刑狱，工部主水陆工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三省的长官均为宰相。
   (五)宋代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充当，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的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分别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六)元朝废弃以前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实行一省制，即设立中书省(又称都省)作为中央最高的行政机构，总理政务。中央设中书省，中书令是虚衔，由皇太子兼领。中书令之下，有右、左丞相，是实际的宰相。下面有平章政事，及右丞、左丞和参知政事，为副相。中书省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另有侍郎为副，与尚书共同处理政务。
   (七)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明初，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基本承袭元朝。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不久，太祖朱元璋发现中书省的丞相和地方行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丞相胡惟庸专权揽政，且欲谋反，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者处以极刑。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后，即提高六部的地位，委大政于六部，由六部分理天下庶务。由此六部尚书之上更无首长，六部各不相属，六部尚书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

(一)演变过程。(1)隋文帝即位后，废除九品中正制，选官不问门第。隋炀帝即位后，创立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的产生。(2)唐代制度发展完备，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即常设取士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制举是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时间、科目都临时决定，现任官也可应试，登科即可授官。武则天时又增设武举。(3)宋代扩大了进士录取名额，提高了登第士人的待遇。为防止考官徇私和举人舞弊，对考官实行锁宿制度，对试卷推行糊名、誊录法，并严禁举人夹带、代笔、举烛等行为。从开宝六年(973年)起，举人经礼部试(省试)之后，增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雍熙二年(985年)，又创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4)明代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廷试)三个不同层次的考试。与前代相比，明代的科举考试，一是考试内容变化，即从四书五经中选取考试题目；二是将八股文确定为考试文体。(5)清代科举基本沿袭明制，至清末，政府开始变革科举制度。百日维新期间清政府下令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增加考查外国政治制度和技艺的新内容。至1905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推广新式教育。
   (二)历史作用。(1)科举制度的推行，从根本上推翻了两晋南北朝时豪门世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科举制度极大限度地网罗了全国的优秀人才，扩大了统治政权的基础。(2)科举制使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又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维护作用。(3)通过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在运行机制。(4)科举制造就的士绅阶层保持了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平衡，科举制造成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中国农村有着自主性的文化系统。

外蒙古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清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臣服外蒙古各部，并在外蒙古设立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和阿尔泰办事大臣，代表中央政府治理外蒙。但近代以来，沙俄不断在外蒙活动，并煽动其“独立”。特别是在1910年代，中国与外蒙古的关系逐步呈现紧张状态，主要经历了逐步疏远和“独立”两个阶段。
   首先，是逐步疏远期。在1910年代前中期，俄国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渗透，例如派出考察团，对外蒙上层人士进行拉拢。扶持亲俄势力，清政府面临内外交困，无暇顾及外蒙。长此以往，一些外蒙古活佛和王公贵族逐渐亲俄，沙俄则乘机煽动外蒙活佛自做君主，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
   其次，是外蒙宣布“独立”期。清末新政时期，为了应对沙俄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威胁，清政府一改过去对外蒙古禁止垦荒的政策，变为移民屯边，实行“殖(移)民、设官、驻军”，并筹划在外蒙设立省县等机构。清政府这种政策意在加强外蒙与内地的联系，并不以防蒙为目标，而是主要应对沙俄的渗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违反了外蒙的本地利益，引发了外蒙王公贵族的强烈反对。1911年9月13日，迫于内外压力，尽管清政府决定在外蒙的新政缓行，但仍然引起了其上层人士的误解和离心，成为后来外蒙“独立”运动的内部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沙俄的怂恿下，部分外蒙上层人士决定投靠沙俄并寻求庇护，成为外蒙“独立”之始。

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白崇禧三个集团成立了“中华民国军”，组成反蒋大联合。4月，向蒋介石部发动攻击，双方在以陇海铁路为中心，以津浦、平汉两路为辅翼的数千里的战线上投入百万大军展开厮杀。战争初期，局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直至8月，蒋部才开始扭转危局。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以调停为名率兵入关，占平津。10月，蒋军攻占开封、郑州、西安，冯军完全瓦解，阎军退至黄河以北，桂军退回广西，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结束。中原大战双方使用兵力100多万，死伤30多万，给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战乱和深重的灾难。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绝对胜利而结束，确立了蒋介石在各派军阀中的优势，从而巩固了他的独裁统治。

中国全国性抗战为世界东方开辟的第一个反法西斯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两个政党，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合作，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取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党都在此次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者因地位与实力不同，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当时全国性的执政党，国民党承担着正面作战的主要任务。在抗战初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沦陷，国民党军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会战，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付出了较大牺牲，力量损失达到了百余万人。应该承认，在中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正面战场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的计划，使日本兵力分散，为相持阶段的到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客观上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近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但在整个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基本不对日军采取主动的战略或战役性的攻势，特别是在1942年下半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正面战场基本呈现与日军两不相扰的休战状态。而且，国民党还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但总的说来，国民党作为抗战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在抵抗日军进攻中发挥了事实上的主导作用，并始终存在于八年抗战中，功不可没。
   共产党作为局部执政的在野党，在实力方面与日军差距甚远，因此主要采取敌后作战的方式，开辟抗日根据地，对日军实施袭扰。敌后战场是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所创造的，肩负特殊的作战使命。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由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日的重要内容，为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中共的领导下，取得了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的辉煌战绩。同时，中共始终倡导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发动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参加对日作战，并在应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以及皖南事变后，坚持统一战线策略，对于维护全民抗战的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中共在抗战中重要作用的体现。
   事实上，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者互相配合，对于抗战胜利的取得意义重大。因此，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关键地位与作用不应被忽视，单纯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国民党为何丢失大陆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进行解释，更可以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总体说来，经过1928年至1949年，作为执政党，国民党是逐步丧失其合法性的。例如，腐败是国民党始终难以祛除的病因，更是导致其统治崩溃的内在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党政治上专制独裁，是其最大的政治腐败，它也是国民党党、政、军内政治腐败的根源。自宣布进入“训政”阶段后，国民党则借此独揽政权，尽管抗战时期有所改变，但总体上并无大的变化。不受监督的权力易产生腐败。由于法律制度失效，不少国民党政府机构效率极低。五院制并未实现权力相互制衡的原则，但在实际运作中，权力高度集中，监察院和司法院都形同虚设，难以实现监督腐败的作用。例如在制度设计中，监察院并无惩戒之权，被弹劾的腐败官员难以得到应有的惩处。在地方，因为国民党难以在短时间内训练足够多的基层管理人员，以致很多岗位被土豪劣绅所占据，基层秩序极为混乱。基层组织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则直接损害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基础，导致合法性和权威性危机。
   (二)经济腐败。经济腐败直接体现在战后的接收上。日本投降后，尽管国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军政机关部门纷纷成立接收机构，抢先接收，乘机将日伪资产划为私有，盗窃盗卖物资，挥霍浪费，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诸如此类的乱象，造成了收复区经济的混乱，并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怨愤，使国民党的执政合法性急剧流失。
   (三)军队腐败。官场的腐败，使国民党军队亦走向腐败。主要体现在军队被视为私有，军队风纪败坏。军政不合，互相倾轧，军队经商，走私资敌，兵役败坏，乱拉壮丁。其实国民党军队腐败主要体现为军队私有和风纪败坏。国民党军队的主要特征是党军，但仍然具有传统时代及北洋军阀时期军队的私有观念。由于国民党军队存在中央和地方军，因此两者之间长期互相猜疑，而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则更是不能做到一视同仁；此外，军纪败坏更是军队腐败的一大内容，官兵吸食鸦片，经营商业，克扣军饷。军官官僚化现象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