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政府为解决南渡的北方人口的户籍问题而推行的户籍管理政策。永嘉南渡的北方人口被称为侨人、侨户。为了控制侨人，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暂时借地重置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州郡县，并仍用旧名，称侨州、侨郡、侨县，是为侨置。南方原来的郡县称为“土郡县”。初置侨州侨县时，规定侨人有户籍的，免除赋役，这对招徕北方人和鼓励登录户籍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侨置设立后引发了许多的严重问题，诸如户籍混乱等，影响了财政收入。后东晋和南朝废除侨置，采取土断，将侨人户口编入土郡县。

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的停战合约。顺昌大捷后，南宋准备与金议和。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签订和议，主要内容有：南宋向金称臣；皇帝由金册封；宋每年向金输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以淮河至大散关为两国分界线。此约是在两国力量大致相当的形势下签订的，此后双方基本上维持了比较稳定的对峙局面。

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报公私事宜时使用的上行文书。又称奏帖。康熙中期，康熙帝为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和及时了解地方情况，特许亲信官员用密折奏报。雍正嗣位后，扩大奏折的使用范围，奏折遂成为官员向皇帝奏事的主要文书之一。由于奏折文书所独有的撰写、呈递、运转、拟办等严格的制度，使其始终被作为最机密的文书使用。至今尚存有清代朱批奏折七十余万件，录副奏折八九十万件，是研究清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1904年清朝政府颁布的关于学制的法令。1903年，由张百熙、张之洞等奏拟。1904年清政府奏准颁布，这年为癸卯年，故名。除规定学制系统外，还订立了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及学校设置办法等，施行至辛亥革命为止。癸卯学制规定教育年限：小学为九年，中学五年，高等学堂及大学堂六至七年，入学年龄为六岁。该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它对近代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初年袁世凯制定的约法。1914年3月，由政治会议建议设立的约法会议召开。根据袁世凯提出的“修改约法大纲七条”，约法会议很快就炮制出所谓的《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袁世凯正式将其公布，同时废除《临时约法》。主要内容有：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撤消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

1950年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的同盟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同日还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在签约的同时，中苏双方在互换照会中声明，1945年8月14日中苏缔结的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条约期满后，未再延长。

古埃及国王的称呼。埃及人讳言国王名，故有此称。约在中王国末期，“法老”已用于对国王的颂词。正式作为国王之尊称，当始于新王国时代。法老是古埃及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立法、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对臣民有绝对的权力。法老又是神的化身，法老的命令就是法律，它的宫廷是政府的中心，最高法院就是王宫大厅，并基此形成王权无限的君主专制制度。君权神授是法老无上权威的理论根据。

日本封建武士通过幕府实行的政治统治。幕府是将军的官邸，设有一整套统治机构，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故称幕府政治。幕府与天皇朝廷并存，将军名义上由天皇封任，实际上是将军擅权。将军授予武士土地和特权，武士为将军效忠，称为“御家人”。1192年，源赖朝在镰仓建立幕府，自立为“征夷大将军”，是首个幕府政权。幕府政治历经镰仓幕府(1192—1333年)、室町幕府(1336—1573年)、江户幕府(1603—1868年)，至明治维新废除。

1884年在柏林召开的瓜分非洲的国际会议。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召集下，共有1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签署了总议定书，确认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个人名义领有刚果自由邦，各国享有自由贸易和在刚果河免税通航自由；划定刚果自由邦与法属、葡属殖民地的边界；以后任何国家在非洲扩张新的领地必须通告该议定书签字国。此次柏林会议是西方列强疯狂争夺非洲的新起点。

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一次国际经济会议。其宗旨是恢复战后国际贸易。1922年4月10日召开，5月19日闭幕。4月16日，苏俄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表示放弃对对方的战争赔款；恢复建立外交及领事关系；在经济贸易诸领域给予对方以最惠国待遇。此条约是热那亚会议上唯一取得的结果。由于苏俄与西方国家分歧较大，故未能达成任何妥协。通过此会，苏俄和德国在国际事务和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均有所加强。

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知名于时，著有《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发挥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将其概括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特别阐发了《公羊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学说当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十分浓重，大量借用了阴阳家的思想因素，这尤其表现在其“天人感应”理论上。他将天塑造为一个具有人格神色彩的宇宙最高主宰，主张天人合一，天的喜怒哀乐会通过人世间很多自然现象体现出来。君主受命于天，统治百姓，百姓如违抗君主，即是违逆天意。同时君主也要小心谨慎，顺天之命而行事，如无道妄为，天就会降灾异以示警，终至大乱。这样他既以天保护皇权，又用天约束皇权。
   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外儒内法，也就是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面临着从传统朝贡体制到近现代外交体制的重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以英美为对象的外交关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体说来，自1840年至1979年间，在晚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双方关系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的变化与发展：
   (一)接触了解期。自1840年起至满清政权结束，是双方关系的接触了解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开始逐渐建立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常规制度，如设立总理衙门乃至外务部，派出对外使节，乃至学习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等，使双方在这一时期增进了了解，也使双方国人对彼此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乾隆年间马嘎尔尼访华是中英官方的首次接触，但英国此次行动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都在其中充当主角，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契约，开启了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帷幕。直至清政府垮台，英国都在中国外交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与中国的正式接触相对英国为晚，即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开启了中美关系之门。但此后中美关系波澜不惊，直到1899年美国针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才有所加大。
   (二)平稳发展期。中华民国建立后，双方关系较为稳定，甚至还因抗战爆发而一度十分紧密。针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内部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英美在处理对华关系的方针上已有所改变，不再随意使用炮舰政策，而是尽力在国际法范围内处理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北伐时期放弃汉口、九江等地的租借上，更是体现了英美对华关系的调整。一战使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大国备受打击，对华影响逐渐降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却为此走向密切。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美关系，出现较大的发展，主要是一战过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并成为重返远东的西方国家中唯一能与日本抗衡争夺对华控制权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处理与英美的关系上较为灵活，以实用主义为原则，但总的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逐渐超过英国。特别是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援助巨大，并承认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尽管此时期中英关系亦有所发展，但因西藏以及战后的香港问题双方逐步产生隔阂。总的说来，民国时期中国与英美的关系处于平稳发展阶段。
   (三)曲折磨合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79年是双方的曲折磨合期，双方经历了从敌对到缓和乃至关系正常化的曲折过程。出于政治偏见与冷战格局的影响，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关系处于紧张对峙状态。美国采取了敌视与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态度，并阻止解放军攻打台湾，为此新中国亦采取了对抗举措。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中苏关系紧张，苏美竞争白热化之际，美国开始缓和对华关系，并在1971年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此后美国国务卿与总统尼克松相继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直至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英国对华政策稍有不同，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1954年6月，中英达成在双方国家开设代办的协议，尽管文革时期发生过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极端事件，但中英双方关系仍然较为平稳，并在1972年升为大使级。可见，中国与英美的关系在此时期体现了一个曲折与磨合的阶段，最终走向了关系正常化。
   总体而言，中国与英美两国的外交关系经历了以上三个时期，这也是中国逐步从传统朝贡外交体制到近代外交体制转型的过程。

(一)在印度，出现了反对婆罗门教的各种新兴思潮，其中佛教等从多种角度探索人与人生的真谛。古印度在列国时代，各种新的思潮纷纷兴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反婆罗门教的倾向。其中思想最激进的是顺世论派，而影响最久远的则是耆那教和佛教。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其最根本的教义是“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二)在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开始探索物质结构和宇宙本质，如毕达哥拉斯认为抽象的数是万物之本；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源是火。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哲学家开始思考人与社会的基本问题。苏格拉底关注人性，提出“美德即知识”“善是人的内在灵魂”，苏格拉底对人性本身的研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贤人治国”；亚里士多德强调在整个自然界中，人类是最高级的。

有学者认为，一个世界所形成的宏观和微观上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战爆发的多方面的原因。
   (一)宏观上的原因。(1)技术上的原因：18世纪后半叶，英国的产业革命由蒸汽机时代被内燃机时代所代替。蒸汽机以烧炭、水力为基本的动力，而内燃机以石油为动力，所以盛产石油的中近东地区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成为新老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想争夺的地区。(2)经济上的原因：产业革命促进了产业资本的成长，作为产业资本母体的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占主导地位，金融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广大的海外市场。对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不仅要获得产业资本所需的原材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而且还需要资本输出市场。(3)思想上的原因：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把自由主义的新理念传播到欧洲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原动力。与此同时，它唤起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觉悟，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民族主义倾向在奥地利、匈牙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十分浓厚。(4)政治上的原因：19世纪中叶以后，德、意、日等国家加快民族统一进程，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激化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二)微观上的原因。(1)英德的对立已超出了欧洲地域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对立。两国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不断发生经济摩擦，互相增强海军力量，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2)德法对立的要害是领土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一直占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由此引起了两国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在争夺天然资源和摩洛哥军事要地上。(3)德俄对立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对立，而且是围绕着塞尔维亚领土问题的对立。俄国同德、奥、匈等国之间的严重对立激发了历史已久的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民族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