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为平定东方三监叛乱而进行的征伐。周武王灭商两年后，因病去世。其子成王尚幼，由武王之弟周公旦辅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权，便与武庚勾结，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周公率兵东征，用了三年时间才平定了这次叛乱，杀掉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贬黜霍叔，又在洛水北岸修建雒邑(今河南洛阳)，作为周的东都，以便于加强对东方的统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曹丕称帝后，采纳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具体内容是通过品评，将士人分为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的人士将被推荐到各级行政机构中去做官。九品中正的实行结束了两汉以来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为加强专制统治钳制文人的思想，明清统治者从其奏章、著作等文字中摘取只言片语，罗织罪名而制造的冤狱，史称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大兴，见于记载的有七八十起。比较著名的有明史案、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案。文字狱抑制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是封建统治者用血腥屠杀的方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突出表现。

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名《中法五口贸易章程》。1844年10月，法国公使刺萼尼与清两广总督耆英在广州黄埔签订，共三十六款，附《海关税则》。主要内容：法国取得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法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订约后，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12月，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参加并领导五四运动。1920年，发起成立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9月领导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1924年，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月，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英勇就义。著作辑为《李大钊文集》。

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的群众性查田运动。1933年6月初，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苏区中央局相继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决定在中央苏区开展普遍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封建残余势力，解决土地问题。10月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纠正查田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所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对查田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促使各国先后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对后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官分文武为特点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体制建立。在国君之下设相和将，相也称相邦、丞相，又通称宰相，是百官之长，协助国君处理全国政务。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负责领兵打仗。有的国还设有御史，相当于国王的秘书。官分文武，既适应了当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同时又便于国君控制。
   (二)郡县制取代了分封采邑制。战国时期随着边疆地区的发展，在郡下开始分设若干县，由此产生了郡县两级地方机构。郡设守，县设令，郡县的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免，不能世袭；县下有乡里，乡设“三老”，里设里正；乡里以下设什伍组织。
   (三)封建法制确立。魏国李悝制定《法经》，秦国商鞅参照《法经》制定了秦国的法律，它们是我国最早的系统化封建法典。
   (四)新的官吏管理制度确立。随着世卿制的破坏，新的官吏选任制度逐渐确立，使立功仕进、荐举仕进、献策仕进等新的选官制度逐渐完备。官吏由国家任免，不再封赐采邑而是领取俸禄，这种君臣关系已带有雇佣性质。国君对重要官吏和地方长官进行考核，决定其升迁任免。这种官僚制度使国君集权于一身，初步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

(一)原因。从北宋中期起，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对以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推动。宋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2)佛、道两教对儒学的渗透。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释、道两教获得了大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大有取代儒学之势，并对儒学产生了渗透。这为宋代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养分。(3)科学技术的进步。宋代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书籍的传布和文化的普及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有利于广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读书人的队伍中去，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4)科举改革的影响。从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了抨击，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为立说，这对以理解经义内涵为主的新儒学的产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二)代表人物。(1)程颢、程颐。程颢、程颐是后来宋学中成为主流派的理学的先驱。二程认为，万物一理，一物之理也就是万物之理；理一分殊，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维护封建的纲常等级，也就是维护天理。程颐将人性的两个层次命名为天理、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其论理气心性，又必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依归，将自然、道德合二为一。程颢的观点和程颐有一些差别，认为人心具有良知良能。(2)朱熹。朱熹是理学形成的关键人物，其学主要承自程颐，也吸收了周敦颐、张载等人的观点，基本上做到了集宋学诸家诸派之大成，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因其以“理”为哲学核心，故有理学之名，亦称程朱理学。他认为“理”是万物生长的本原，而“气”只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主张以天理来克制人欲，以道心来主宰人心，要“去人欲，存天理”，以此来调和阶级矛盾。(3)陆九渊。陆九渊主张“心即理”，因而有心学之称。陆九渊把儒家思孟学说和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并承袭和发挥了“天即理即心”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南宋后期，理学的发展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向。

(一)特点。从起义的发动形式上看，由于元朝实行高压政策，农民起义一开始不得不利用宗教，作为宣传组织的手段，白莲教、弥勒教就是这一斗争的工具；从起义的历史根源上看，元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得元末农民起义军肩负着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任务；从起义的规模和影响上看，元末农民起义持续16年之久，活动地域遍及黄河、长江，影响波及全国；从起义的组织形式看，北方和南方的红巾军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有效地发动人民，打击敌人，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影响。元末农民起义摧垮了元朝的腐朽统治，打击了元朝的阶级基础——蒙、汉地主阶级，从而缓解了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而引起的尖锐紧张的阶级矛盾。同时，对元代一些落后的生产关系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调整作用，大批的驱口得到解放，佃农、手工业工匠等劳动者的地位也有所改善，为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日本侵犯台湾。1874年5月，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3000余侵犯台湾，日本在琅峤劫掠焚杀，高山族人民据险反击。日军退踞龟山，设立都督府。清政府一面和日本交涉，一面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1874年10月，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台事专约》(即中日《北京专约》)，规定日军限期从台湾撤退，清政府赔偿银50万两。日本利用《北京专约》上有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等字样，作为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依据。1879年，日本以武力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二)英国侵略滇藏。(1)马嘉理事件与《烟台条约》。1875年2月，英国驻北京使馆翻译马嘉理率领武装探路队进入云南。2月21日，马嘉理被当地人民盘问，他蛮横地开枪行凶。当地人民激于义愤，打死马嘉理，是为“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英国趁机扩大事态，以武力逼迫清政府让步。1876年9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山东烟台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派专使赴英就“马嘉理事件”赔礼道歉，并赔偿白银二十万两；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各口岸租界内的洋货免征厘金，无论华商、洋商，将洋货运入内地，只纳子口税，其他各项内地税全免；英国人可到甘肃、青海、西藏等地“游历”，开辟印藏交通等。《烟台条约》扩大了英国在华的侵略特权，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南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2)《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自恃已取得进入西藏的条约依据，多次武装入侵西藏，由于西藏人民的坚决抵抗，英国的入侵计划未能得逞。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以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英国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其侵略势力不断深入。
   (三)新疆危机与《伊犁条约》。
   (1)1865年初，浩罕汗国摄政王派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此后两年间，阿古柏又先后攻占南疆各城，吞并了其他几个割据政权。1867年，阿古柏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国)。1870年，阿古柏相继侵占吐鲁番地区和乌鲁木齐，把侵略势力从南疆进一步扩展到北疆的部分地区。1876年3月，左宗棠率军西征。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的方针，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恢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1877年，清军乘胜进军南疆，阿古柏仓皇逃走，在库尔勒身亡。1878年1月，清军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
   (2)《伊犁条约》。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为使，前往俄国谈判索还伊犁的问题。崇厚在沙俄的胁迫愚弄下，于1879年10月2日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清政府拒绝批准该约，同时改派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前往俄国改订条约。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双方代表于1881年2月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根据这一条约，中国收回被俄国侵占的伊犁地区，取消了崇厚所订条约中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松花江航船到伯都纳等条款，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南以北两岸的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被划归俄国。此后，根据条约规定而签订的中俄《伊犁界约》等几个边界议定书，沙俄共割占了中国斋桑湖东北、霍尔果斯河以西、特穆尔图淖尔东南和阿克赛河源等7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清政府收回伊犁后，于1884年11月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同时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更加密切了新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

1929年—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对本国的影响，各帝国主义国家展开了激烈的货币战，并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实行了货币贬值政策。1934年，美国实施白银法案，提高白银价格，并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引起了银价大幅度上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银根紧缩，银行挤兑，物价猛跌，货物滞销，严重地影响了工商金融业，经济危机日益加剧。为了防止白银外流，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后来又加入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同时规定实行白银国有，以及外汇通过英镑来计算(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便士半)。法币本身无法定的含金量，也不能兑换银币，但它以外汇为本位，信用由外汇的价格决定，是一种汇兑本位制。
   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由于实行白银国有，稳定法币汇价，安定金融行市，有利于国内外贸易发展和金融业的改造。另一方面，法币虽然以外汇及金银为发行标准金，但本质上，它是一种虚本位制，一旦国家财政管理脱离了科学轨道，或者与国家外汇储备及社会有效供给严重背离，这种虚本位制就为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提供了方便。

光武帝刘秀，汉高祖九世孙。东汉王朝创建者。公元25—57年在位。统治期间，社会生产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史称“光武中兴”。
   (一)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减免赋税、徭役，裁省吏员；多次下诏释放及禁止残害奴婢，使大批奴婢免为庶民；提倡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度田，检核垦田和户口，旋因遭到强烈反抗而失败。
   (二)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三公职权，全国政务皆通过尚书台而总揽于皇帝；“退功臣进文吏”，妥善安置功臣，赐其高爵厚禄而不使干预政事，禁止外戚、宦官干政；裁并四百余县，取消内郡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削弱地方兵权，扩大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
   (三)有论者指出光武帝刘秀在儒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光武帝对儒学的倡导和对儒学事业的发展的作用，归纳为四点：(1)儒学成为糅合各种思想综为一体的官学体系。(2)儒学教育在东汉时期不论官学或私学都有极大发展。(3)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标准化。(4)由于东汉光武、明、章诸帝的重视和倡导文教，使东汉一朝文化在全国各地得到普遍发展，缩小了各地区文明水平的差异，有利于汉文明向四周的传播。

(一)奖励垦荒。明初，太祖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治国之急务，推行垦荒屯田。明太祖下令，各地流亡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如果现在农户丁少原来田多，不得依前占田。如果现在丁多原来田少，地方官验丁拨给荒田。凡各处荒田均听民开垦作为己业；若原业主归来，地方官于附近荒田内拨补给土地。朱元璋晚年又下令，凡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各处新垦荒地，都“永不起科”。
   (二)屯田政策。明代的屯田分三大类：民屯、军屯、商屯。民屯是由政府组织人民屯田，如移民屯种、募民屯种等等。洪武年间，明政府曾不断地把狭乡(人多地少的地方)人民大量地向宽乡(人少地多的地方)迁移，这是移民屯种。民屯与一般的垦荒不同。一般垦荒是人民自行开垦，所垦田为人民自有。而民屯是有一定的组织，由官督民耕种，土地属于官田，人民是官府的佃户。军屯是明代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屯田方式，它与卫所制度相辅实行。明初各地卫、所兵士皆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大致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当时全国军队基本上可以实现屯田自给，商屯是官府利用对食盐的专卖，引导商人到边地屯田。明初，为解决边地军饷供应，规定如果商人把军粮运到边地，就可以获得盐引，到制定的盐场换盐获利，此法被称为“开中法”。商人为节约运费，就雇募一些人直接到边地屯田，收获粮食后就近交纳，就近换取盐引，这种屯田形式就是商屯。商屯在明初对于供应军粮及开垦边地，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鼓励种植桑棉。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明太祖还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规定有田5亩至10亩者，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者加倍，田多的照此比例递增。不种桑者，交绢一匹。不种麻者，交麻布一匹。不种棉者，交棉布一匹。到洪武末年，又下令各地农民能再多种棉花，则蠲免赋税。又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此后凡种植桑枣果树，都永不起科。这些措施，有利于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为棉、丝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一)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打破了近代中国抵抗外国侵略屡战屡败的局面，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
   (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面对强敌入侵及空前的民族危难，中国人民团结奋战，结成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及海外华人、爱国侨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完整，成为中国民族共同奋斗的目标，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振兴。
   (三)抗日战争的胜利，恢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应有的地位。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歼灭日军最多、对日本国力的消耗最大、在对日作战中作出的牺牲也最大，并有力地支援、配合了太平洋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激起中国人民在历史灾难时刻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捍卫民族生存的斗争，表现出与民族之敌血战到底的气概。抗战力量的广泛动员、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民众参政意识的提高，提出了改变中国现状、前途和命运的要求，经过中国政府和各阶层人民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取得了部分外交上的胜利，尽管当时中国尚不具备强国的真正实力，但毕竟与美、英、苏并列挤入四强行列。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通过进步政党和抗日救亡团体的宣传和组织，广泛地动员了城乡民众，尤其是乡村农民的抗日力量。广大农民为抗战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农民提供的粮食、兵役等，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长期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