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借鉴“Q县模式”的改革经验和成果：
   一、转变事务决策模式。村级重要事项都必须经过村民代表集体讨论决定，而不是村干部个人说了算。二、转变村政村务。将原来由党支部或村委会负责的村政村务，改变为村代会集体讨论决策并监督。三、转变党支部工作。收集村民代表的议题和议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执行。
   农村推进民主法治困难多、任务重。但Q县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以民主、科学的方法去执行，用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一定能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各位市民朋友：
   根据市委要求，由市委多部门组织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活动，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针，贯彻法治理念、宣传法治思想成为我们基层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基层政府承担着谋求社会公益、进行行政管理与服务的重任，关乎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更是宣扬“依法治国”的重点领域。
   作为基层政府部门，理应明白司法审判不容干涉，权益受法律保障，但长期的权力惯性思维常常导致政府角色的越位、错位。不少领导干部曲解“依法行政”的含义，不谈依法治权力而只谈依法治民，不谈依法治高层而只谈依法治基层，一些干部将依法行政解释为加强行政权，使依法行政之“法”凌驾于宪法、法律、法规之上。
   法治文明建设是影响国家民族未来的大业，为了保证依法行政，真正实现还政于民，基层政府部门应切实做到“依法治国”：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二是各级地方政府要坚定改革决心，厘清“权力清单”，不缺位，不越位；三是成立监督委员会，落实公民的监督权，真正做到“法治是治公权力”。
   请广大市民朋友予以监督。
   

[参考例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成绩斐然，经济的突飞猛进，离不开法治建设的保驾护航。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发展关口，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审视自身，社会关系化、法律工具化、司法行政化等问题已经严重干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我们不仅要知法、用法，更要从内心深处去信仰法律。
   康德曾言“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而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真正意义的法所代表的，不是铁铐、监狱等冰冷的司法手段，而是一种克服个体局限的规则力量，法的形式理性、明晰，法的执行威严、有力，它所带给人们的，是自律、安全和自由，是恩威并济的父性之爱。法治衰微带来的是秩序的紊乱，法治扭曲带来的是社会正义的丧失。
   法治社会能真正有效地保护每一个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贤君名臣的“善政”梦想寄托着人们美好生活的梦想。但纵观历史，这样的时代屈指可数。工业化、信息化浪潮急速推动着社会的快速变迁，更将人推向欲望和理性纠结的边缘，而社会阶层分化、教育、住房、环境，无一不在打乱已不平静的内心。当发现美好的社会蓝图被无端侵害，我们就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与社会博弈，保护自身的权益，就需要“善治”之道。遍地丛生的“关系”、“潜规则”也许可以为某些人攫取利益，但损害的却是社会整体。积极推动社会管理中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积极建设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以参与为特征建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能公平有效地维护每个人权益的，只能是法治。
   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内心的参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就形同虚设”，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的这句话讲出了法治信仰的至关重要。何为信仰?是源于内心的崇敬，是作为奋斗目标和方向的力量。当前中国，法治工具化、司法行政化较为严重，当法律成为维稳的工具，成为为“大局”服务的棋子，司法则成为行政体系的一颗“螺丝钉”，法律则毫无尊严可言。其后果是信“访”不信法，冤假错案难以避免，严重危害人民的权益。其实，让法律拥有给予公民正义的力量，享有尊严，享有被崇敬、被信仰的地位，也是中国的大局。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独立司法，其核心用意就在建设法治中国，为法治点燃信仰的火炬。
   法律，作为人类驯服统治者的有力武器，作为人类为数不多的掌控自己命运的力量，作为人类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有效保障，完全有资格站在信仰的圣殿。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法治文明以点睛之笔，为中华巨龙的伟大复兴注入持久而伟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