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文学是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17世纪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主张纯洁教会，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影响，因而有“清教徒”之称。清教徒一方面宣传努力工作、勤俭、节欲，另一方面反对教会礼仪的铺张浪费，以利资本积累。清教徒文学利用文学传播清教思想，宣传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天主教会和保守的封建王权作斗争，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其代表作家作品有弥尔顿的《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

古典主义文学一直是17世纪法国文坛的主潮，但其发展到后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其过分推崇古典的思想遭到了挑战。17世纪末，法国文学界古典主义者和反对派之间爆发了关于崇古与崇今的争论，这是对古典主义清规戒律发起的一次挑战，文学史上称之为“古今之争”。以布瓦洛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拥护者捍卫古典主义原则，坚持厚古薄今，而以沙尔·贝洛为代表的厚今派主张今人胜过古人，要求摆脱桎梏。这场争论时起时落，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最终以古典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古今之争对古典主义造成了巨大冲击，厚今派的文学主张反映了当时进步的文学思想，也预示了18世纪启蒙思潮的到来。

哥特式小说是18世纪后期在英国出现的一种新的小说体裁。这种小说以中世纪哥特式古堡为背景，描写发生在阴森恐怖城堡中的神秘故事和谋杀事件，充满神秘、恐怖、怪诞的气氛。哥特小说虽未成为文学主潮，但在西方文学中一直持续到现在，其旺盛生命力与其独特艺术魅力(富有想象力、呈现出恐怖与诗意的奇特结合、情节充满悬念)密切相关。哥特式小说由英国作家华尔浦尔首创，代表作有华尔浦尔的《奥特朗托堡》、拉德克利夫的《奥多芙的神秘》、刘易斯的《修道士》。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通过哈姆莱特之口道出了他著名的文艺理论思想，即“举镜子反映自然”。在莎士比亚的思想观念中，艺术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映照出周围世界的一切。而艺术家就是手拿镜子的这个人。艺术家不仅可以利用镜子映照出人心灵世界的美丑善恶，而且还可以映照出周围世界、一个时代的各种景象。因此，艺术不仅包含自然界的一切，包含人的本性，还包括比这两者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莎士比亚化”这一概念。而莎士比亚也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出发，提出了艺术的社会功用，即艺术应该“显现美德，讥讽丑行”。美德与丑行也就是社会伦理的道德问题。而这一功用就是艺术的“善”的追求。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由前期喜剧对人性的美好赞美，走向对社会的批判、对人性的揭露。他在剧作中不仅表现个体灵魂的堕落，也深刻挖掘造成这种堕落的社会根源。

莎士比亚的喜剧取材于古代故事、民间传说或意大利传奇，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和抒情气氛。戏剧的基本主题是歌颂爱情和友谊，讴歌青年男女大胆冲破封建羁绊和传统习惯势力，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幸福而进行的不懈斗争，赞扬机智勇敢，提倡仁爱无私精神，表达人文主义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和男女平等的生活理想。基调是乐观、激越、明朗的。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个性突出，性格饱满，被称为“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性格”。
   首先，福斯塔夫性格的基本特征是言行矛盾。他出身破落贵族，自封为骑士，却从不珍惜骑士的荣誉。
   其次，他装疯卖傻，经常自我嘲笑，体现出自我否定的戏剧特征，在突出这一人文形象喜剧特征的同时，也增加了其性格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再次，福斯塔夫还具有乐观、机智、大胆、坦率的性格特征。他推崇享乐主义和快乐主义，对生活充满激情，总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生，并善于将快乐传递给他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陋习，显得真诚坦率。
   最后，福斯塔夫的性格还具有悲剧性的特征。福斯塔夫出入社会底层，对现实生活的不平感受颇深，他真诚地对待哈尔王子，对他们之间的友谊寄予厚望，但哈尔王子一继位就将其抛弃，最后难逃孤独、穷困地死于乡村酒馆的命运。
   总之，福斯塔夫是一个性格极其丰富的喜剧人物形象，莎士比亚通过这一形象再现了封建关系解体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概括性地反映了走向末路的贵族和正在向资产阶级冒险家转变的贵族特征，而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也反映出了莎士比亚高超的戏剧才能。

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高利贷商人夏洛克是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吝啬鬼形象之一。
   首先，夏洛克最大的特点就是吝啬、贪婪和冷酷。他虽然非常富有，却自私刻薄，尖酸悭吝，惜财如命，克扣虐待仆人，以至于仆人们吃不饱饭。他冷酷狡猾，与慷慨借人金钱的安东尼奥签订了一磅肉条约，欲将其置于死地。他对金钱的追逐和积累财富的狂热，典型地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高利贷者的普遍特征。
   其次，夏洛克也是受到排挤和不公平对待群体中的一员，强烈地认同自己的民族。在法庭上，他为自己和自己的民族辩护，痛斥社会对犹太民族的排斥和轻视，强烈谴责了社会包括法律制度对犹太人的不公平对待，表达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
   总之，莎士比亚并没有对夏洛克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将其塑造成一个可恶的反面人物形象，而是展示了其值得同情的遭遇和性格的不同层面，在谴责其贪婪、自私与狠毒的同时，也对其作为犹太人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倾注了同情。

莎士比亚笔下“穿裙子的英雄”形象指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机智、勇敢、美丽，常常在智力和品德上超越剧中的男性同伴，成为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
   首先，这些女性集精神美和外表美于一身，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机智勇敢，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体现出浓郁的时代精神。常常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大胆叛逆的女性形象，如《仲夏梦之夜》中的赫米娅、《终成眷属》的海丽娜，这些女性有自己的主见，敢于大胆追求爱情，不畏男性和政府的权威；另一种是聪明机智的女性形象，以《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培琪太太和里德太太为代表，她们面对困难挫折，毫不畏惧，机智勇敢，镇定自若，巧妙地解决矛盾惩罚恶人。
   其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也寄托了莎士比亚铲除凶恶、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但同时也反映出莎士比亚没能完全摆脱男权文化影响的局限。这些女性无论怎样大胆、机智和叛逆，都不得不以男性社会认可的方式进行反叛，比如鲍西娅以男扮女装的方式走上法庭审席，帮助安东尼奥打赢官司。

莎士比亚的悲剧主要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理想的破灭。悲剧中有人物与人物之间或人物集团与人物集团之间的外部冲突，也有人物内心两种力量的冲突。主人公性格复杂，并在两重矛盾中发展变化，最后和代表邪恶势力的人物同归于尽。
   奥瑟罗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威尼斯军队主帅，他英勇豪迈，襟怀坦荡，疾恶如仇，忠于爱情和友谊，以国家利益为重，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在爱情和婚姻上，敢于冲破封建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置种族歧视和习俗偏见于不顾。他把苔丝狄蒙娜的爱情看作人世间真诚关系的体现，赢得了苔丝狄蒙娜对他的真诚同情和深沉爱慕。但他未能识破阴险狡诈的伊阿古的嘴脸，轻信了他的谗言，以致在愤怒中扼死了苔丝狄蒙娜。奥瑟罗具有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品质。
   伊阿古自私凶狠，追求财富和享乐，对权势和地位也疯狂角逐，常常戴着一副“待人忠诚”“为人正直”的面具，因而瞒过了世人的眼睛，也使奥瑟罗上当受骗。伊阿古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罪恶的体现者，较之旧有的封建罪恶的代表人物，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李尔王》是一部社会画面广阔、理想光辉强烈的悲剧。李尔王是古代不列颠国王，他听信了大女儿高纳里尔和次女里根的花言巧语，取消了心地善良、敢于直言的小女儿考狄利娅的继承权，并把她远嫁法兰西。不久他被两个女儿赶出了家门，四处流浪，最后痛苦而死。《李尔王》从剖析社会组织中最基本的家庭细胞入手，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风气的急转直下、人际关系的惨遭破坏。作者通过对李尔王“人性”复归艰难过程的描绘，通过塑造考狄利娅这一美好形象以及邪恶力量最终遭到惩罚的情节处理，仍然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乐观信念。

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帮助邓肯王平定了叛乱，在凯旋途中听信三个女巫的话，因此野心勃发，回国后利用邓肯王到自己家中做客的机会杀死了国王，登上了王位。最后王子马尔康借英格兰军队来讨伐，麦克白战败被杀。《麦克白》是一部揭露和鞭挞野心的悲剧。麦克白原为一个万人敬仰、品行卓著的英雄人物，却在腥风血雨、浊流泛滥的岁月里，经受不住野心和权势的蛊惑，谋杀贤君，暗害忠良，最终成为一个令人憎恶的暴君，成为举国声讨的历史罪人，不仅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彻底毁了自己的一生。麦克白形象的特殊悲剧性正表现在这里。

(1)弥尔顿的长篇诗作《失乐园》创新性地借用了《圣经》中的故事，表达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个人价值追求的新思想。弥尔顿再现了《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描写他们因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作品涉及传统的原罪与救赎的宗教主题，但作者淡化了道德堕落的评价，更多地表现了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对艰辛生活的坦然接受。他们没有迷恋伊甸园的生活，而是积极面对劳动和现实，这反映了弥尔顿以苦为乐的清教主义人生哲学。
   (2)跟亚当夏娃线索相交织的另一线索是撒旦反抗上帝的故事，这一故事更多地表现了诗人的政治思想、个人情怀和对社会发展的反思。在这里，弥尔顿对撒旦形象进行了再创造，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艺术形象。一方面，撒旦是敢于反抗上帝权威的英雄，是自由意志的化身，是一个扣人心弦的革命者形象。另一方面，撒旦是一个在理性上被否定的、邪恶的魔鬼形象，是高傲自大、失败的革命者形象。因而，撒旦成了作者本人复杂情感的艺术载体，既体现了弥尔顿对待革命和信仰关系的复杂心态，又体现了他对待自由意志和理性的复杂考虑。
   (3)弥尔顿以《圣经》题材故事为基本框架，同时借鉴文人史诗的形式特征，使其诗篇形成了壮阔而又严整精巧的结构特色。首先，全诗运用宏大而匀称的篇章结构，囊括了广阔的时空背景。史诗模仿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由三大部分组成，包括地狱场景、浩瀚的宇宙和地上乐园。其次，亚当夏娃的故事和撒旦的故事相互交织，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诗人将地狱、天上、人间发生的魔鬼、上帝、人类间的故事表现出来，既显示了诗歌在气魄和容量上的史诗特征，也反映了诗歌在内部形成的紧密联系。另外，诗歌的内容按时空顺序依次展开，同时辅以倒叙和插叙，增加了结构的复杂性和生动性。

17世纪的英国文学受人文主义、巴洛克、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局面。17世纪初，人文主义剧作家仍然在创作，其中包括莎士比亚、本·琼生等。本·琼生是17世纪初期剧坛的领袖人物，他的喜剧讽刺时弊，继承了人文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代表作有《炼金术士》《福尔蓬涅》。17世纪初的诗歌由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玄学派主导，以约翰·多恩为代表。他以隐喻手法描写爱情、宗教感情和隐居生活，反映了斯图亚特王朝时人文主义思想的危机。17世纪四五十年代，清教徒文学蔚为壮观，尤以弥尔顿为代表。他创作的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表达了自己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念，以昂扬的斗志书写了时代的战斗精神。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带来了宫廷古典主义的盛行，桂冠诗人德莱顿是其倡导者和实践者。此外，清教徒作家班扬创作了《天路历程》等作品，表现了民主思想和宗教寓意，代表了当时进步文学的成就。

卢梭将大自然与整个生命体验融为一体，提出了“回归自然”的思想，开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代新风。在卢梭的影响下，一大批浪漫主义作家纷纷仿效，寄情山水，直接影响到浪漫主义文学的表现内容和风格特征。
   首先，卢梭否认都市，赞美自然的壮美景色。他善于描绘优美的自然风光，并将自然的迷人景色与人物内心的情感活动融合在一起，在自然中寻找灵感。
   其次，卢梭针砭“文明”，提倡“自然”。他认为，私有制和国家政府的出现，破坏了人类原本的“自然状态”，使人的本性受到压迫，因而他主张返归自然，废除专制政府等一切违背自然法则的关系。
   第三，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反对专制制度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政治诉求，也是其文学创作的动力之一。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无疑推动了浪漫主义对专制制度的反叛，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参照对象，即大自然。
   所以，浪漫主义文学不仅继承了卢梭对封建专制的批判精神，而且还受到卢梭对大自然赋予的新价值的影响，描写自然的美，赞美人性的自由发展，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通的主题。

笛福是18世纪英国第一个重要的长篇小说家，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这部小说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要求“个性自由”、发挥个人才智、勇于冒险、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它的成功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主人公形象——鲁滨逊。恩格斯称他为“一个真正的资产者”，他代表了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勇于进取、开创与征服世界的事业心及精神面貌。
   首先，鲁滨逊身上有一种勇往直前、不知餍足的索取精神。他追求财富，不惧困难，可以说是最精于追求财富和创造财富的资产阶级“英雄”。
   其次，他具有坚韧顽强的品格和令人惊叹的毅力。在落难荒岛后，他没有悲观颓废，而是开始了一场接一场改造环境、征服大自然的斗争。而且，他坚持强化自己的文明意识，从不懈怠。
   再次，他热爱劳动，相信自己，依靠自己。
   最后，他已经具备了典型殖民者的特征。他是一个非常具有自觉意识，甚至说是每时每刻都不忘海外拓殖的资产者，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批殖民者。

桑丘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淳朴农民的典型。
   首先，他性格具有农民时代的特征。一方面，他具有劳动人民勤劳、机智、善良的品质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当“海岛总督”期间表现出惊人的才智和务实精神，另一方面，他又有封建制度下小生产者目光短浅、狭隘自私和贪图小利的弱点。他当骑士侍从是为了摆脱贫困，求得温饱。
   其次，桑丘的思想和性格呈现出了变化和发展。在堂吉诃德崇高理想和执着精神的影响下，桑丘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善良、乐观逐渐成为其性格的主导方面。他心甘情愿地跟着堂吉诃德受尽磨难，哪怕分文未得；他不再自卑，并且认识到自我的价值，在当总督期间，体现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最后，桑丘形象的塑造，较好地衬托了堂吉诃德的形象。一方面，堂吉诃德与桑丘这对主仆在作品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人无论从性格还是外表都形成强烈对照，一个又高又瘦，一个又矮又胖；一个沉迷幻想，目的高尚，另一个立足现实，讲求实际。另一方面，两人互相感染，逐渐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堂吉诃德最终幡然醒悟，痛恨骑士小说和“骑士道”，而桑丘也受到了堂吉诃德的耳濡目染，现实的利益从其考虑中退出，代之以与堂吉诃德的友谊。桑丘性格的塑造，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与堂吉诃德的形象一起，多角度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社会现实。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是世界戏剧史上的泰斗，创作了众多令人记忆深刻的人物形象。马克思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曾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590—1600年为第一时期，创作历史剧、喜剧和诗歌，代表作有《亨利四世》《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情调是乐观明朗的，表现出追求现实欢乐、反对禁欲主义、拥护中央王权的人文主义主题。1601—1607年为第二时期，创作悲剧和悲喜剧，代表作有《哈姆莱特》《奥瑟罗》《麦克白》《李尔王》，主要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揭露和批判社会邪恶势力，剧作风格变得悲愤抑郁。1608—1612年为第三时期，主要创作传奇剧，代表作有《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等。虽然仍歌颂人文主义理想，但在作品中借助神奇的力量解决冲突、调和矛盾，作品基调变得清丽、俊秀，呈现出高妙远逸、圣洁至纯的特征。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主要取材于英国史实，表达人文主义的政治历史观，通过生动的情节、众多的人物和广阔的历史背景，注重历史和现实的结合，再现历史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既具有史诗性，又具有丰富性。其喜剧主要取材于意大利故事、古代作品、民间传说，表现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描写他们为获得爱情进行的斗争，多以大团圆为结局，寓有乐观色彩和明朗色调，抒情色彩浓厚，洋溢着勃勃生机。其悲剧通过描写各种对抗的社会力量的冲突，反映了人文主义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同时，外在的社会冲突与人物内心情感的冲突结合在一起，揭示了悲剧主人公复杂的思想情感，在艺术上具有特别悲壮的色彩。其传奇剧多描写具有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剧情多以大团圆结尾，表达了宽恕与和解的主题。
   在莎士比亚的思想观念中，艺术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映照出周围世界的一切。而艺术家就是手拿镜子的这个人。艺术家不仅可以利用镜子映照出人心灵世界的美丑善恶，而且还可以映照出周围世界、一个时代的各种景象。因此，艺术不仅包含自然界的一切，包含人的本性，还包括比这两者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正是在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才提出了“莎士比亚化”这一概念。所谓莎士比亚化，就是借鉴莎士比亚的创作经验，善于从真实出发，展示广阔的社会背景，给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在人物塑造上，坚持个性化，反对类型化；情节要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语言要丰富，且富有表现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莎士比亚化就是莎士比亚式的现实主义。
   总之，莎士比亚的创作使英国的人文主义文学具有了世界意义，在欧洲戏剧和文学发展史上都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他被认为是古往今来少数几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通观莎士比亚悲剧，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体现出了作者鲜明的创作个性。他创作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对人性做了透彻的剖析，揭示了权势和金钱是导致人性普遍堕落的根源。所以他热切地呼唤人性的复归。他创作的悲剧，还闪耀着强烈的理想光芒，表现了理想的崇高性和追求理想的执着，表现了正义力量的不可压抑和顽强抗争。首先，从艺术上看，莎士比亚悲剧具有特别悲壮的色彩。他专写“高贵”的英雄在残酷现实面前可悲的毁灭。其次，在形象塑造上，莎士比亚不仅将人物放在外部冲突中去描绘，还写出了人物的内心冲突，这就体现出了形象塑造的深刻性和精致性。比如奥瑟罗在信任与怀疑之间，在爱与恨之间，进行了剧烈的斗争，灵魂里掀起了巨大的风暴。第三，就艺术风格而言，莎士比亚创作的悲剧在不损害悲剧基调的原则下把悲喜剧结合起来，让庄严中有轻松，从而达到以喜促悲的效果，并使主题蕴意得以升华。《哈姆莱特》中“墓园”一场，便是最鲜明的例证。第四，在表现手段上，莎士比亚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从而取得了惊人的戏剧效果。比如他让鬼魂、女巫上场，直接参与舞台表演，展开情节，刻画人物。最后，意象的充分运用构成了莎士比亚悲剧语言上的最大特色。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光”的意象，《哈姆莱特》中“疾病”的意象，《麦克白》中“黑暗”“鲜血”“不合身的衣衫”等意象，它们具体形象，含蕴深远，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作家的意念与思绪。

《奥瑟罗》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他描写了主人公奥瑟罗将军的悲剧命运。在戏剧中，奥瑟罗走向悲剧结局的原因是多重的。悲剧的发生既受制于外在的客观影响，又是由人物自身的主观思想决定的。首先，伊阿古的破坏与奥瑟罗易听信谗言，直接导致了奥瑟罗的悲剧。奥瑟罗的悲剧是由他性格中的自信、单纯、不善思考及伊阿古的嫉妒等因素共同铸成的。其次，人文主义理想的幻灭，是奥瑟罗悲剧结局的间接原因。苔丝狄蒙娜与奥瑟罗的爱情，冲破了重重阻力得以终成眷属，代表了人文主义理想的胜利。一旦奥瑟罗相信苔丝狄蒙娜背叛了他，他的人性理想就彻底幻灭。第三，种族歧视是奥瑟罗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作为一名曾经的奴隶和摩尔人，在种族歧视盛行的时代和社会中，奥瑟罗的悲剧命运已经注定。多年遭受歧视，为其不信任苔丝狄蒙娜奠定了心理基础，也使得他与苔丝狄蒙娜在对待手帕一事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总之，《奥瑟罗》虽然是一部爱情悲剧，但是反映了浓厚的时代气息，表达了人文主义理想的幻灭。

福斯塔夫和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塑造的典型人物，具有一些共性，例如，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兴起时期固守着骑士道德和骑士身份的破落贵族，多少都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染。但他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相似。首先，思想上的差异。福斯塔夫遵守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原则，他的所作所为处处表现出唯利是图的本性，以及注重实利的入世思想。堂吉诃德从拯救祖国和同胞的利他主义出发，抱着扶危济困的理想开始其行侠仗义的冒险，虽然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但义无反顾，执着勇敢，体现了高尚的品德和勇敢的精神。其次，对待骑士道德的态度不同。在骑士的荣誉和道德观念上，二者判若云泥。福斯塔夫打着骑士的名号，却将骑士的道德原则置于脑后，放荡不羁，沉溺于酒色，吹牛撒谎，堂吉诃德则虔诚地信仰骑士的道德观念，并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第三，尽管两者都是作者讽刺的对象，但两个人物形象戏剧性的具体内涵不同。福斯塔夫言行矛盾，使得他成为被讽刺嘲笑的对象，同时他身上也具有一些可爱的性格因素，例如他乐观机智，对待哈尔王子不失真诚，敢于嘲笑自己。堂吉诃德的喜剧性来自其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一方面他要扶弱济困，另一方而他又采取落后的骑士行侠方式。人们在嘲笑他迂腐的同时，也不得不为他的高尚品格和执着精神所感染。他是一个可笑又可敬的人物。

古希腊悲剧受到古希腊人命运观的影响，常常在悲剧作品中表现出人与命运的冲突，以命运的不可抗拒来反衬人的抗争，赞扬由此折射的主体精神，故被称为“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悲剧挣脱了古希腊悲剧的束缚，呈现出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特征和更加成熟的艺术魅力。
   首先，莎士比亚的悲剧虽然也有对命运的涉及，但其重要性大大降低，人物性格和时代的局限往往成为人物悲剧的主要原因。此外，莎士比亚对悲剧冲突的表现也更加激烈丰富，常常在人物与外部环境、人物内心中同时展开。
   其次，在古希腊悲剧中，主人公大多是传说中的神或英雄，而且人物性格单纯明晰，具有类型化的特点。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主人公则是现实世界的统治者和王公贵族，更加具有生活气息和现实精神；人物性格复杂而丰满，很难用简单的道德尺度予以批判，从而具有极大的审美性。
   第三，古希腊悲剧着意在“严肃”而不在“悲”，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冲突激烈，常常以人物的毁灭作为结局，带给人们以更强烈的悲剧震撼。
   第四，古希腊悲剧和戏剧界限严格，悲剧单纯崇高。莎士比亚的悲剧常常融合了喜剧的因素，拓展了悲剧的表现内容，增加了悲剧的生动性，也衬托了悲剧气氛。
   第五，古希腊悲剧多围绕单一线索展开悲剧冲突，而莎士比亚的悲剧多以几条情节线索交叉起来，既紧凑严谨，又生动丰富。
   总之，莎士比亚的悲剧在西方传统悲剧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融合与创新，取得的成就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至今仍然是难以企及的高峰。

(1)《浮士德》描写了主人公浮士德一生不断奋斗的五个阶段，包括书斋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艺术悲剧、事业悲剧，囊括了人道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等各种思想，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斗的精神历程。浮士德形象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精神，特别是他永不满足、探求不止、勤奋刻苦、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时代特征的鲜明反映。浮士德最后领悟了劳动的重要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勤劳的本性，这些都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勇往直前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另外，浮士德形象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他身上同样有贪图名利、地位、权势、感官享受的一方面。总之，《浮士德》通过象征手法的运用，揭露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总结和赞美了资产阶级勇于实践、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浮士德精神，使得此剧对社会进步和思想熏陶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2)“浮士德精神”是浮土德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永不满足、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勇于实践的精神。其实质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永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知识和真理，重视实践和现实人生。这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积极的精神特征。
   “浮士德难题”：浮士德的难题其实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理性和非理性、善与恶、自然欲求和道德律令、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浮士德一方面积极进取、追求理想，另一方面也有贪图享乐、沉迷于感官刺激的时候，为此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歌德通过描写浮士德精神和生活中的问题，揭示了人类共同的两难处境，并表达了其辩证思想。同时，歌德还在诗剧中通过格蕾琴之死和欧福里翁的早夭，象征性地表达了对无限制追求自由和满足个性欲望的否定，提出了发展自我、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与责任和道德之间微妙的平衡问题。
   (3)在《浮士德》中，浮士德既是带有作者精神自传特征的人物形象，也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典型，还是整个人类的代表。
   首先，作为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浮土德既反映了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特有的局限性。歌德从自我的精神探索和欧洲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中，提炼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五个探索阶段，概括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探索人生、追求真理的整个历程。
   其次，浮士德又是人类的代表，概括了人类秋极进收的精神，反映了人性的双重性。虽然浮士德历经挫折，但他积极探索，表现出一种向善的精神。但他身上同时也体现着人性的双重性，存在着善与恶、灵与肉的冲突。这是人类自身复杂性和真实性的表现，也是歌德眼中至善至恶矛盾在具体事物运动中的反映。
   梅菲斯特是《浮士德》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其脱胎于欧洲的历史传说，但已不是传统的反面人物。在诗剧中，这一形象超越了传统的魔鬼原型，表达了新的意义。从哲学意义上讲，他首先是否定精神的体现，他非善非恶，亦善亦恶，是浮士德肯定精神的对立面，是“作恶造善的力之一体”。在浮士德的探索过程中，他客观上起着激励和推动的作用。从现实意义上讲，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又一翼，体现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冒险家、野心家、极端利己主义者的某些特征。他与浮士德相反相成的关系，体现出一种人类发展前进的辩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