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价值又叫“在险价值”，是指在一定的时间(t)内，在一定的置信度(比如95%)下，投资者最大的期望损失。作为一种市场风险测量和管理的新工具，在险价值法就是为了度量一项给定的资产或负债在一定时间里和在一定的置信度下其价值最大的损失额。首次由J.P.摩根银行在1994年提出的“风险度量制”模型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如今，在险价值已经成为风险管理的一种标准工具，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需要，可以自主地选取α和T。在险价值的度量方法有协方差矩阵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
   其计算公式为：P(ΔP*t≤VaR)=a，a为置信水平，ΔP*t为t时间内的预期损失，P为预期损失大于某个值的概率，VaR从统计的意义上讲，本身是个数字，是指面临“正常”的市场波动时“处于风险状态的价值”。即在给定的置信水平和一定的持有期限内，预期的最大损失量(可以是绝对值，也可以是相对值)。由上述定义出发，要确定一个金融机构或资产组合的VaR值或建立VaR的模型，必须首先确定以下三个系数：一是持有期间的长短；二是置信区间的大小；三是观察期间。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明确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并将当局在未来一段时间所要达到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向外界公布，同时，通过一定的预测方法对目标期的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得到目标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值，然后根据预测结果和目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距来决定货币政策的调整和操作，使得实际通货膨胀率接近目标通货膨胀率。如果预测结果高于目标通货膨胀率，则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果预测结果低于目标通货膨胀率，则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预测结果接近于目标通货膨胀率，则保持货币政策不变。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以保持低的和稳定的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制度或政策框架，这一框架以价格稳定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目标是实现和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不再设立中间目标，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主要依靠定期对通货膨胀的预测，由政府或中央银行根据预测提前确定本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优点包括：(1)克服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下单纯盯住某种经济、金融变量的弊端，实现了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2)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众评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绩；(3)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制度是以国内经济均衡作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制度。它可以直接缓和经济的波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

泰勒规则也称利率规则，是由泰勒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证分析，于1993年提出的一条货币政策调整规则，该规则表明了中央银行的短期利率工具依经济状态而进行调整的方法。以泰勒规则的方程为代表，其基本公式为
   i_o=r_f+π_t+α(π_t-π^*)+βΔy_t
   其中，i_o为名义利率；r_f为均衡实际利率(长期内和充分就业相适应的利率)；π_t为t期实际通货膨胀率；π^*为目标通货膨胀率；π_t-π^*为通货膨胀缺口；Δy_t为产出缺口，即实际GDP与潜在充分就业水平下的GDP估计值的百分率偏差；α、β为管理层分别对通货膨胀、产出调控目标重视程度的权重，且0≤α≤1，0≤β≤1。
   泰勒规则方程式的另外一种较简洁的表达形式是
   i=i^*+a(π-π^*)-b(u-u^*)
   其中，i为名义利率；i^*是名义目标利率；π为实际通货膨胀率；π^*为目标通货膨胀率：u为实际失业率；u^*为自然失业率；a，b是正的系数。
   泰勒规则运用于美国的表达形式为：联邦基金利率指标=通货膨胀率+均衡实际联邦基金利率+1/2*通货膨胀缺口+1/2*产出缺口。

货币替代是指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一种经济现象。货币替代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货币替代发生在铸币时期出现的“币种中贵金属含量多的货币被含量少的货币所替代”的现象。这一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被称为格雷欣法则，格雷欣法则是指在金银复本位制的双本位制下，由于金银的官方比价和市场自发形成的金银比价出现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将良币收藏起来而流通劣币的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第二种货币替代发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呈现出了另一种货币替代——良币替代劣币，经济学家将这种规律称为格雷欣法则Ⅱ。之所以出现这种倒置的状况是因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当发生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时，货币的购买力会降低，所以人们更愿意将劣币兑换成良币以避免购买力的损失。第二种货币替代的表现又分为主动替代和被动替代两种，主动替代是以欧元的建立为代表的主权国家主动放弃自身货币而采用同一货币，而被动替代是以拉美国家的美元化为代表，集中表现为拉美国家由于自身经济问题所导致的本国货币被更优的美元所取代的现象。

回购协议是由借贷双方鉴定协议，规定借款方通过向贷款方暂时售出一笔特定的金融资产而换取相应的即时可用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后按预定价格购回这笔金融资产的安排。其中的回购价格为售价另加利息，这样就在事实上偿付融资本息。
   回购协议实质上是一种短期抵押融资方式，那笔被借款方先售出后又购回的金融资产即是融资抵押品或担保品。
   回购协议有两种：一种是正回购协议，是指在出售证券的同时，和证券的购买商签订协议，协议在一定得期限后按照约定价格回购所出售的证券，从而及时获取资金的行为；另一种是逆回购协议，是指买入证券一方同意按照约定期限和价格再卖出证券的协议。
   回购协议的期限一般很短，最常见的是隔夜拆借，但也有期限长的。此外，还有一种“连续合同”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回购协议没有固定期限，只在双方都没有表示终止的意图时，合同每天自动展期，直至一方提出终止为止。

C

[解析] 先计算出β系数：
   
   使用证券市场线公式可以计算出期望收益率：r_B=r_f+β_B×(r_M-r_f)=5%+0.625×(15%-5%)=11.25%。

B

[解析] 杜邦分析框架中，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因此ROE下降的可能原因只有B选项。

D

[解析] 证券市场股票的价值是不明确的，人们很难知道它们的真实价值。在没有更多的信息时，过去的价格(或其他可比价格)就可能是现在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通过锚定过去的价格来确定当前的价格。本题中的情况即通过其他可比价格甲公司的股价确定乙公司的股价，属于锚定效应。

C

[解析]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他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我们假定贸易产品(按外汇计算)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话，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贸易产品与非贸易产品的加权平均)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的话，则会引起汇率的上升。无论那种情况都会使实际汇率上升。

D

[解析] 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体系的实有准备金来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量的扩大和收缩，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A有误；在商业银行有较多超额准备金时，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不会改变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B有误；流动性降低，通货存款比上升，C有误；与其他支付手段相比，信用卡的最大特征是提供消费信用，消费者在预定的限额内无须担保可自由借贷，有助于增长消费者的流动性偏好，提高货币流通速度，D正确。

“托宾税”是针对外汇交易征收的交易税，旨在着重提升短期外汇交易的成本，以抑制过度的短期资本跨境流动。托宾税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于1972年首次提出，根据最初定义，应是一项全球统一的针对外汇交易的税收政策，其税额仅与交易额(而非交易到期时间)成比例。从而更大程度提升短期资本流动的成本，“在过度有效的国际货币市场车轮种丢入一些沙子”。
   虽然托宾税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提出，然而，历史上真正使用过托宾税的主体是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1993年，因面临本币升值加快和资本流入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巴西政府依托托宾税的进入税概念设计征收IOF税，主要针对流入巴西的外资外债项目下的外汇资金进行征收，并根据外汇资金的不同资金流向，设置不同的税率加以区分。总体来看，巴西托宾税实施，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使短期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二是有效地遏制了官方货币霄亚尔兑美元的升值幅度。三是对维护境内金融市场相对稳定和利率政策的独立起到积极作用。
   但是，托宾税的本质，是对资本市场自发运行机制的干预，在抑制“热钱”流动的同时，存在扭曲正常资本流动的可能性，因此托宾税政策不能作为长期的制度安排。人民币已被IMF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并将于2016年10月生效，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将有所增加。SDR货币必须满足“可自由使用”标准，即该货币需在国际交易中被广泛用于支付，以及该货币在主要外汇市场被广泛交易。这一要求实际上意味着人民币标价的金融资产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应持续提升。相应地，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来看，全面实施“托宾税”似与SDR要求相悖。

根据证券组合预期收益率和风险的公式可知，不管组合中证券的数量多少，证券组合的收益率只是单个证券收益率的加权平均数，分散投资不会影响组合的收益率。但是分散投资可以降低收益率的波动，各个证券之间收益率变化的相关关系月弱，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效果就越明显。从理论上讲，一个证券组合只要包含了足够多的相关关系弱的证券，就完全有可能消除所有的风险，但是在现实的证券市场上，各证券收益率正相关程度很高，因为各证券的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受相同因素影响(如经济周期、利率的变化等)，所以，分散投资可以消除证券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但是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组合中证券的数量与组合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风险分散化投资主要有以下方式：
   ①分散投资各类资产
   市场风险是投资者不能回避的，这解释了为何当大市全面下挫时，一家盈利良好及管理完善的公司的股价亦可能跟随市况下跌。非市场风险属个别投资项目特有的风险，投资者可通过分散投资，达到减低非市场风险的目标。所谓的“分散投资”，就是将资金投放于不同类别的资产上。
   ②资金投向不同市场
   要进一步分散投资，可将资金分散在不同的市场里，而这些市场的升跌不会在同一时间发生。以股票为例，影响股价的因素包括国际和本地利率的走势、本地和国际的经济发展周期及各地政府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等。这些市场之间的不划一因素使彼此股价的相关系数减低，这解释了国际股票组合的波幅比单一国家为低的原因。
   ③运用基金投资组合
   近年来，由专业基金经理管理的投资组合在市场上越来越流行。它是一个包含各类投资项目的组合，可以包括不同地区及行业的股票、债券、定期存款等。基金经理专职控制投资组合内的成分与风险的关系，使投资组合内个别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散并减至最低，却同时维持一个较为理想的回报。

当前，我国已历经了30多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转轨。要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价格信号调节增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当成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点。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轨是必然趋势，然而以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系所具备的条件来看，要实现这样的跨越就需要有过渡缓冲。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不能因此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并深化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间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在考察货币供应量中间目标时，应逐步将中间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
   (1)货币供应量作为数量型中间目标的有效性
   ①相关性依旧存在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这要求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从近年实际情况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从实证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金融危机前还是爆发之后，M0、M1和M2中都至少存在一个变量的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刺激作用显著，因而货币供给量在当前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显然具有合理性。
   ②可控性相对较高
   在现代货币银行制度下，货币供应量决定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之积，货币供应量是通过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方面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可以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影响这两个方面，从而达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目的。简单的金融结构使得目标变量与货币总量之间容易有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中央银行控制目标货币供给量的难度相对较小。
   ③可测性也相对较好
   我国的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工具比较单一，可供投资的金融品种不多，居民和企业的金融资产仍以储蓄为主。这种简单的金融市场结构对于测量货币供给量是有好处的。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货币供应量仍可以相对准确统计。
   (2)货币供应量作为数量型中间目标的局限性
   金融危机爆发后，总体上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刺激作用显著下降，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出现不少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可控性下降
   我国的货币供应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内生于国民经济运行，中央银行除了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控制再贷款、政策性贷款外，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供应量以及其变动已经不能完全为中央银行所控制，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状况、进出口情况和资本流动。
   ②货币供应量的关联性不稳定
   除了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刺激作用显著下降，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有效性正在减弱。通过对1990—2005年的GDP实际增长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货币供应量中间目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之间有显著的相关，但是由于货币流通速度有较大的波动，以及货币乘数不稳定等原因，导致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和可测程度不高，因此M2作为中间目标的效率处于递减阶段。
   ③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降低
   日益发展的金融创新使各个层次之间的货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货币的统计口径也越来越难以确定。经济货币化、经济周期波动、利率、居民预防需求增加、信贷主体的日趋理性化、预期通货膨胀等因素也使货币流转速度不稳定。再者，随着我国大力发展信用制度以及货币电子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持有并使用信用卡。由于其透支额度在实际消费过程中几乎等同于现金，所以信用卡的普及大大降低了人们对现金的需求，由此引发M0向M1、M2的流动性增强。
   (3)利率作为价格型中间目标的展望
   ①利率作为中间目标的国际经验
   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利率调控模式的成功实践和日本从数量型(以货币量即日本银行活期存款量为中间目标)模式向价格型(以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为中间目标)模式的转轨，对我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状态下的货币政策不同，但是各国在货币中间目标选择上具有相似性：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等数量调控，或汇率、利率等价格指标，这取决于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和一国最终目标的选择。一般而言，当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市场机制不成熟，利率市场化程度低时，中央银行可采用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通过对货币数量控制政策目标；而当市场体系成熟，金融市场成熟，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健全，货币增长较稳定时，货币当局可选择利率作为中间目标。
   ②我国将利率作为中间目标的条件尚不成熟
   虽然利率是一个较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但对于我国来说，尚不具备将其作为中间目标的条件。我国的利率改革在经历了将近20年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深化后，基本已经放开了对利率的控制。我国的利率指标在1994年以前是作为准市场手段，此后人民银行才将其列为政策工具。尽管我国在利率控制的框架下曾多次调整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但中央银行的利率宏观调控在政策层面上尚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及传导机制。
   ③我国正在向价格型中间目标迈进
   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总之，现阶段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同时深化利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间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间目标时，逐步将中间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间目标体系。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种契约关系的联结。契约关系的各方成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诸多委托一代理关系。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拥有内部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双方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代理人可能会利用其信息优势危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产生了代理问题。代理问题会降低企业效率，增加企业成本，这种成本在经济学上称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理论是由詹森和麦克林提出的。他们区分了两种公司利益冲突：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1)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者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而是聘用经历从事经营管理活动，这样，在股东和经理之间便形成了委托一代理关系。经理作为代理人比股东更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并且掌握公司的经营决策权，经理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并非总是以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他们可能会出于自身的利益做出有违股东利益的行为，例如将大量的现金用于追求个人奢侈的在职消费、盲目地扩张企业规模、进行缺乏效率的并购等，这就增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
   (2)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由于股东拥有公司控制权，而债权人一般不能干涉公司的经营活动，这样股东会利用其控制权的优势影响债权人的利益，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例如股东可能会要求公司支付高额现金股利，从而减少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增加了债权人的风险。这种代理问题也会产生代理成本，通常债权人可能会要求在借款合同中规定限制性条款，或者要求公司对债务提供担保，从而增加了公司的成本费用。
   (3)债务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向个人或机构投资者出售债券、票据筹集营运资金或资本开支。债务融资可以有效降低上述两种代理成本，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
   ①提高债务融资比例能够降低企业自由现金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企业向债权人按期还本付息是由法律和合同规定了的硬约束。企业经营者必须在债务到期时，以一定的现金偿还债务本息，否则面临的将是诉讼与破产。负债融资对经营者的这种威胁，促使经理有效地担负支付未来现金流的承诺。因此，因负债而导致还本付息所产生的现金流出可以是红利分配的一个有效替代物，从而更好地降低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②提高债务融资比例能够优化股权结构
   如果债权人对公司的约束是硬的，耶么在股权分散，法人或管理层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增加负债融资，一方面能相对提高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增加大股东的监督力度和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使债权人特别是大债权人能更好的发挥对大股东，管理层的监督和约束的职能。因此，在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中，负债融资一方面增加了管理层的激励，对约束经营者行为、防止经营者过度投资，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业绩起着积极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债权人的监督约束了大股东的私利行为，避免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
   而当股权过于集中时，大股东利用手中的控制权通过董事会中的绝对多数来直接控制经营者。此时，经营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往往会迎合大股东一起来侵占债权人、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利益。大股东的股权集中优势越明显，这种可能性就越大。此时外部融资的困难将会加大。因为当债权人和其他中小股东事先预料到大股东这种利益侵占行为时，要么就拒绝融资，要么就要求提高投资收益。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如果外部负债融资不能到位，这种负债的监督和约束功能将无从发挥，从而影响公司治理效率。
   ③提高债务融资比例可以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
   经营者与所有者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即经营者更倾向于不冒风险，因为他们的财富同公司正常运转相联系。就公司所有者而言，他们更关注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分散化投资者来讲，这种风散化的投资组合策略已大大降低了行业或单个企业所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相反，经营者却无法有效地分散化风险。对于他们来说，其拥有财富的大部分都同其所在公司的绩效有关。他们的工资收入、股票期权及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公司的正常运转。而当公司出现问题时，经营者的财富很难在公司问转移。从这一点上讲，他们所遭遇的风险更像是一个债权人的风险而非股东的风险。增加上市公司的负债资本比率，提高了流动性风险和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提高了经营者不当决策的成本，即债务可作为一种担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