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答题1. 试述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和对新闻工作的意义。
(1)2017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就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使命、基本方针、重要原则、创新思路、发展路径，以及党的领导、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新闻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讲话中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守正：讲使命与方向，讲党性与导向。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前途命运，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首先谈到的便是媒体的属性与立场问题。要做到守正，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他同时强调讲导向不仅是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的职责，“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等等，现实针对性极强。
②求真：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习近平同志围绕“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做出了不少重要论断。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我们必须学会并牢记“求真。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他提出的做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八个字，同样值得新闻工作者们深思。
③创新：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到了三个维度上的创新：一是舆论引导上的综合创新，从理念到内容，从体裁到形式，从方法到手段，从业态到体制机制;二是融合发展下的新媒体实践;三是国际传播中的创新。
④鼓劲：团结稳定鼓劲是基本方针。
守正、求真、创新，归根结底，要形成“鼓劲”的传播效果。习近平同志强调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遵循——“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强调了“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2)习近平的讲话对新闻工作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①这一讲话同2013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样，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指导我们做好当前新闻舆论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
②习近平的讲话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回应时代传播技术变革大潮，就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见解、新观点，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舆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③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在讲话中所阐述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可以指导我们更好地认清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地位，明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方针原则，理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任务要求，从而更加自觉、理性地做好当前工作，以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2. 试述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观点，及其对于中国传播现状的借鉴意义。
(1)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强调从经济基础出发分析社会和传播现状。
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多个理论源头，既受到亚当·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者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感召，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经济不平等、阶级压迫的鼓舞。在与其他学派的交流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也产生了分化，从发展趋势上可以大致区分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坚持政治经济学传统，主要关注垄断、公共政策、商品化、全球化等经济学问题；第二种是试图把文化研究也包括进来，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因素对整个大众传播系统，乃至文化系统的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如下：
①达拉斯·斯迈兹和赫伯特·席勒：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关注受众商品、政府(包括军队)对传播工业的干预和控制、媒体垄断对民主的影响、垄断资本通过生产结构造成的思想管理、美国自由经济的全球扩张对国际传播秩序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等。
②彼得·戈尔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传播问题，受到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较大，也将文化研究对于文本意义和受众解释的研究纳入到政治经济的研究中。他们赞同第一代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我们不关注产品的组成部分，却必须关注实践的所有条件”的论断，以经济条件作为基础，同时阐明这些条件对现实表征的影响，主张以非工具性的、非决定性的方式来看待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③阿芒·马特拉：法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认为以商品原则为唯一驱动力的全球化演进与人权、公民权的维护和捍卫是相左的；传播是民族空间的结构手段，应对民族中心主义观念保持足够的理论警惕。
(2)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于中国传播现状的借鉴意义：
①以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全球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也成为世界文化产业的生产地和市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主权与信息自由、传统文化和全球流行文化、民族身份和全球公民身份之间不断出现冲突。全球化问题一直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这里既涉及生产分工和消费的不平等，也涉及文化霸权与冲突，是政治经济学大展身手的领域。
②警惕“文化帝国主义”，争取文化主权。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和《传播和文化统治》中首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三点：
a．使大部分(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像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国家的文化产业依附于少数发达国家。
b．破坏了被支配国家的形象。
c．扭曲了被支配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
d．对被支配国家的传统道德或政治体制产生了破坏作用。
与文化帝国主义相联系的是“文化主权”，这是“政治主权”概念的衍生物，“牵涉抵抗外来影响，发展及保护本国文化的权利和能力。”对中国而言，如何在适应全球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张力中寻找到适当的位置是一个关键。
③从公共性与商业化的消长方面看中国传媒业的发展。1983年，“信息”的概念传入中国，新闻界逐渐达成共识：新闻媒体具有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因此形成了“事业性质，企业经营”的传媒体制。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再次使得传媒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商品化作为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以及媒体考察的起点，虽然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商品与商品化的过程，但其学术取向是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生产并分配商品的商业制度和商业结构以及规范这个过程的政府机关之上，从这个视角研究传媒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3. 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媒体的转型带来了哪些挑战，请根据新闻媒体在社会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角度谈谈你的观点。
(1)新闻媒体在社会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沟通情况，提供信息；②价值导向，引导群众；③进行宣传，整合社会；④实施舆论监督；⑤传播知识，提供娱乐。
(2)从上述四个方面分析，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媒体的转型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为：
①在沟通情况、提供信息方面，互联网时代信息的生产者和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更加多元。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发展，微博、播客、晒客等网民分享平台和众多社会化网络发展壮大，为“公民记者”的出现提供平台，新闻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者。同时，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再是单一的传统媒体，而是可供选择、有海量信息的新媒体。
②在价值导向、引导群众方面，互联网时代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声，网络舆论场由于众多网民的参与而呈现碎片化、娱乐化的特性。虽然传统媒体仍可以凭借其专业、权威的特性引导主流价值观，但是在网络嘈杂的舆论场中严肃的话语被解构与颠覆，传统媒体的主流价值观念也被戏谑化与娱乐化。这都使得传统媒体在转型过程中难度增大，必须既要保持自身专业、权威的引导性，同时也要契合互联网碎片化、娱乐化的特性。
③在发挥宣传功能、整合社会方面，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泛社会化导致主流媒体议程设置权力弱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政府主导舆论的局面逐渐发生变化，新媒介技术深刻改变了社会传播格局，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信息的发布权向草根阶层转移。
④在实施舆论监督方面，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改变了舆论生成演化路径，网络舆论场充满了变数和不可控性。在新媒体语境中，信息和意见过于复杂，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件”或“小事端”在新媒体语境中借助于舆论的放大作用而被瞬间引爆，从而演绎成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拥有大量粉丝的意见领袖深刻影响着网络舆论的走向。这给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带来极大挑战。
⑤在传播知识、提供娱乐方面，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内容多样化的特点给传统媒体的专业化生产带来了挑战。从信息环境看，虚假新闻传播更快、更广，新闻内容的低俗化愈演愈烈，新闻炒作盛行等，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既坚持职业规范和伦理，又能在当下多元信息格局中保持竞争力，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三、论述题1. 请从社会公共管理、经济市场机制、国家安全三个角度谈谈互联网治理所遇到的挑战和对策。
2005年11月，第二阶段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WSIS)在突尼斯举行，大会报告对“互联网治理”做出了官方的定义——“政府、私有部门、公民社会通过制定程序和规划来塑造互联网的演进和使用；互联网治理是指在此过程中，他们共同认可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议的发展和应用。”随后这一定义被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WGIG)所使用，各国也纷纷关注互联网治理的议题。从社会公共管理、经济市场机制和国家安全三个角度看来，互联网治理面临如下挑战，政府应当针对这些挑战思考相应的对策：
(1)互联网治理与社会公共管理
①社会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管理体系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分为公共资源和公共项目、社会问题等。
②社会公共管理角度互联网治理遇到的挑战
网络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对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如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创新，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促进政府效率，有利于政府透明和监督，加强官民互动等；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公共治理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如网络暴力、侵害公民隐私、危害公共安全等问题。互联网治理应当关注网络社会公共治理，但现有对于网络社会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较缺乏，其种种困境，既有技术手段相应缺乏等因素，也有对网络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特性问题还未形成共识的因素。
③社会公共管理角度互联网治理应对挑战的对策
针对网络社会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社会公共管理各主体应当形成关键共识，并对网络社会的治理(包括制度治理和技术治理)体系和手段进行完善。具体包括：
a．认识到网络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明确其复杂性与可治性。
b．明确网络社会中个体的身份属性与个体权利问题。
c．在保障公民基本网络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同时实现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
d．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在网络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关系，使其有效地参与到网络社会治理当中。
e．平衡网络社会治理与推进信息化建设、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g．将网络社会治理与政务公开、效能建设、反腐败等政府建设结合起来，通过自身的建设而完善整体网络社会的官民信任和冲突问题并增加实际政府的合法性。
(2)互联网治理与经济市场机制
①从“互联网治理”的定义看，政府、私有部门、公民社会都是互联网治理的主体；从互联网治理的体制维度看，政府和市场是互联网治理的两种最重要的维度，两者需要在法治框架下推进合作规制和协同治理。
②经济市场机制角度互联网治理遇到的挑战
从互联网发展的纵向历史维度看，互联网治理是政府机制不断强化、市场机制逐渐弱化的过程。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由于网络用户非常稀少，再加上网络使用者一般也是互联网的设计者或互联网技术规范的创立者，因而早期的互联网治理中，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有限，互联网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就成为网络社会中的法律，市场机制几乎完全主导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网络空间的秩序。然而随着web1.0、web2.0和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开始日益普及并进入普通家庭，网络安全、网络隐私、网络谣言等问题就成为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网络空间的“可规制性”和规制的必要性日益突显出来。如何在经济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机制取得平衡，共同发挥作用，既保证互联网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又能高效地进行互联网治理，是当下的一个挑战。
③经济市场机制角度互联网治理应对挑战的对策
针对这个挑战，需要明确互联网治理的三个重要维度——以法律为依据；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依靠技术手段进行解决。国家政府应当尽快完善互联网治理相关的法律体系，为互联网治理提供切实的依据；同时，政府应当认识到互联网自其发展之初就深受市场经济机制的影响，要给互联网治理留下市场的空间；最后，互联网是一种技术协议，互联网治理从根本上要依靠技术，互联网技术带有一定的工具性，是其他互联网治理措施实施的手段和载体。
(3)互联网治理与国家安全
①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范畴，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互联网治理所面临的一个综合性挑战。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是互联网治理中一个突出问题。
②国家安全角度互联网治理遇到的挑战
互联网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既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也带来了风险的无界传播并产生溢出效应。在国家安全领域，互联网并非嵌入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是和国家安全相关的各主体及内容相互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融合与冲突交织”的状态。从网络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的对比角度看，互联网治理在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a．网络安全具有“跨领域”特性，涉及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热点繁杂且转换迅速，传统的以部门职能划分管理职责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
b．网络安全具有“跨国界”特性，互联网开放架构决定了网络安全问题不受国家疆界的局限，网络攻击溯源、跨境司法取证等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新焦点。
c．网络安全具有“跨公私”特性，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企业商业秘密、个人信息等，各方安全诉求有一致性，也存在冲突。
③国家安全角度互联网治理应对挑战的对策
针对这些挑战，互联网治理的各个主体应当协同建立更适应于新形势、有效保障国家安全的机制。在管理模式层面，传统以部门职能划分管理职责的管理模式要转向综合协调的跨部门协作模式；在战略格局层面，网络安全治理要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评估国内网络政策的国际影响，也要借鉴国际网络治理的通用做法；在社会机制方面，网络安全治理必须突出系统性建设，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公私合作，全社会参与的管理模式。
2. 从传播学的观点谈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媒体的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一项倡议。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媒体对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是一个重要的助力，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多元、融合、高效的传播渠道，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具体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信息参考。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新媒体助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
①跨文化传播，即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与融合。跨文化传播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经由跨文化传播，维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把不同区域、族群、国家的人群“连结”在一起，促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②“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全面全球化，而实现全球化的前提是成功且行之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这种路径的实现，需要“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各个国家和沿线各节点城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沟通与对话，弥合由于宗教、地域等因素所产生的文化鸿沟，进而在文化输出和传播过程中化解因为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差异、对抗和矛盾。
③要做好跨文化传播，不得不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当下，新媒体技术发展成熟，新媒体的接触人群也越来越多，新媒体传播载体普及化程度高，这意味着利用新媒体进行跨文化传播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在传播信息、帮助沟通方面发挥着传统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2)新媒体帮助进行平等的沟通，而非“文化霸权”的渗透。
①“文化霸权”，又称文化帝国主义，是指凭借文化优势，大力拓展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国民教育使文化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大力开拓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企图将这种一国的文化优势变成世界性的文化优势。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一直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一个议题。
②“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发起的倡议，中国在为此倡议努力的过程中，必须警惕自己的传播策略被误解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文化帝国主义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进行扩张，往往表现为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信息产品)的传播和销售而实现扩张性的文化支配。
③新媒体作为去中心化、互动性更强的传播媒介，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更容易把握双方人民的心理，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能够在保持政治方向、价值取向一致的前提下，在新闻选择、话语结构、信息形态、传播方式方面体现出更生动、更贴近生活、更多元化的特征。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同时深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故事”，互相尊重、平等对话，才能避免“一带一路”的传播变成中国一方的自娱自乐。
(3)新媒体是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一个有效手段。
①信息传播的新秩序，即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专门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是现代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②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国家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与沟通时，不能忽视各国呼吁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诉求。“一带一路”倡议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互惠的倡议，各国应承认其他文化作为对等的文化实体存在，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③“一带一路”传播是重塑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一个契机，新媒体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创建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一个有效手段。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沟通时更容易选择互相交汇性的传播模式和优势扩散性的传播模式，而不是传统的单向扩散模式。比起国家主导的政治宣传，新媒体使得各国人民可以更方便、更“接地气”地将自己的愿望和诉求推送到互联网之上，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新的传播渠道，也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互相了解的一个平台，更是各国重建文化纽带的机会。
深色：已答题 浅色：未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