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述题1. 结合刘索拉、徐星、残雪等人的作品分析80年代现代派作家的主题、风格、体裁形式等。
(1)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写“城市文化”为代表的“前先锋派”青年作家群,如刘索拉、徐星等更多地从成长的层面和人物内心情绪变动的角度对年轻一代的文化心理进行刻绘。这些作家延伸了心理小说的视线,不再将特定的社会历史造成的人的性格畸变和人性扭曲为中心主题,而是指向了当下社会中青年人在成长当中的困惑与苦恼,表现他们在寻找自我、实现自我过程中的迷失与皈依。以强烈的叛逆精神,从生存方式的批判角度,挑战权威,消解正统,其作品刻意表现平庸、荒诞、滑稽,以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焦虑与迷惘的情绪。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被誉为“第一次看到的真正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展示了一种强烈的散发着20世纪现代气息的自我意识。小说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几个学生为主人公,他们寻求自己的人生和音乐旋律的创造欲,与学院以贾教授为代表的陈旧僵化的教育体制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小说尝试着用音乐的结构,把一代青年的青春期的骚动,个人意识的萌动,以及他们在现实人生中所体验到的荒诞和梦魇,融进这群疯疯癫癫的青年艺术家的狂躁的血液里,流露出更明显的虚无与绝望的反抗意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的主人公,看到现实的虚伪,自愿处于社会的边缘,对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采取蔑视、嘲讽的姿态。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把社会生活的荒谬性通过现代主义手法内化为人物自身存在的主体荒谬性,因此作品的主题表现为“一种对存在、对人生、对青春以至对自身的整体荒谬感”。残雪的小说最决绝地体现绝望、孤独和非理性倾向,而且她一直坚守自己的叙事风格,将现代主义语言艺术与中国的生存状况结合起来,成为当代中国最有毅力、也是挣扎得最为艰苦的现代主义小说家。现代派作家的这些小说,以戏谑、或愤世嫉俗的夸张叙述,来嘲笑当代基于某种价值标准之上的“崇高”,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在满不在乎掩盖下的惶惑和痛苦。刘索拉和徐星所表达的,与其说反抗现代社会的“非理性”精神,不如说是刚走出文革阴影的一代人,在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对于人性、自由精神,对于主体创造性追求的“情绪历史”。
(2)现代派作家普遍重视形式技巧的借鉴,如象征主义的手法,意识流、荒诞手法,其文本叙事还广泛采用反讽与黑色幽默的表达技法,在揶揄调侃中达到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颠覆和消解,“荒诞”、“变形”,人物近乎没有历史和过去,“形象化的抽象”,“每一个人物都是主人公因而没有一个专门的主人公,人物都有一个被夸张了的特征因而你只记住了这个特征”。刘索拉的小说创作融汇了西方现代主义中的滑稽感、荒诞感以及存在主义式的无可归依感,抒发现代青年人面对人生和社会时所产生的种种精神症状。用情绪的流动来贯穿文本的全程,这使得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接近无框架式的结构形态:“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流动的现在。这种现在不是流动在时间的轴线上,而是流动在内心的时空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开拓了一种非常态的语言和审美空间,语意上的含混和不合逻辑、审美上的恶感和虚幻性,都是借以表达那种噩梦感受的不可分割的形式。
(3)现代派小说顺应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向内转”的趋向,突破传统小说只从人物的社会层面去表现人物、塑造性格典型的做法,立体地、全方位地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接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等人开辟的道路,为新时期文学中小说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先锋派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发展做好了准备。
2. 分别以《伤逝》《家》《青春之歌》《绿化树》《废都》为例,分析现当代文学史中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围绕一问题深入)。
(1)我们通过对现当代文学史中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知识分子形象的考察,会发现作家对知识分子审视的变与不变,发现知识分子形象的承传关系,从《伤逝》到《废都》,从对知识分子描写的承传与影响、发展与超越清晰可见。透过这些知识分子形象,我们也可依稀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格退化、演变的趋势,他们正在告别传统中的自己,重新塑造自我。从知识分子形象的深度表现来说,作家并不满足于写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或只写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而且还涉及了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荒诞、悖谬等,这使小说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2)《伤逝》《家》《青春之歌》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以“觉醒者”的身份和姿态出现在民众之中的。《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家》中的高觉慧,《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觉醒者”,就在于他们拥有着“知识”,或者说是“道”——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就是经世济民、兼济天下、以民为本等人文精神以及体现和反映这种精神的方法途径。一方面,他们用这“知识”雕塑、打造着自己以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一方面他们也用这“知识”开启、引导着普通民众以求普通民众也能具有他们所规定、认可的理想人格。所谓知识分子自省,指的就是知识分子们在以“道”和“知识”为参照系和标准,对自己的言行、思想、“德性”、修养进行审视、反思、忏悔、批判,以规范和矫正自己;显然,自省正是知识分子雕塑、打造自己从而向理想人格靠拢的要诀之一。杨沫的《青春之歌》写的是知识分子林道静的成长过程,而这成长过程主要指的是他们由知识分子成长为成熟的革命战士的过程。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有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集中体现在对有着“骑士兼侠士”风度而又温柔体贴的余永泽的爱慕上、对温馨甜蜜的爱巢的迷醉和留恋上。然而,向往自由、追求光明、同情民众的心性却使得她无法沉溺、安心于个人情爱小天地中,于是在接受了卢嘉川的革命思想启迪并认清了余永泽的庸俗、自私本质后,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此后,在江华等的帮助和教育下,她经受了狱中的生死考验,彻底克服掉了软弱和幻想的性格,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情需要而成长为了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3)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了转型。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样被作家消解了正面的意义和崇高的特征,而专注于审视知识分子的自然本性和生命原欲,揭示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和内在的丑陋与阴暗。张贤亮的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叫做章永璘的人物,可谓最有代表性。他在最屈辱的情形下,被迫畸形地生长出一种求生本能——为了多打到一点点稀粥而煞费心思,为了能够混一点面食而设法偷吃糨糊。这种考验在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中可以说还从未遭遇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存的基本条件已经丧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的赖以显示优雅和教养的基础、他的身份特征本身就已荡然无存。然而这位章永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保持了他作为书生的幻想、癖好、本性和本能——一旦填饱肚子,又开始生出他的“政治与性”的两种幻想与欲望,其表现就是在读《资本论》的同时,也饥渴地寻找荒原上的美女,他很快又找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觉。作者张贤亮也让其实现了这种意愿,让两位仿佛仙界降临的女性,宛若《聊斋》中的鬼狐之女一样的马缨花和黄香久,无条件地爱上他,并为他奉献身体。一个让他找回了书生的自尊——作为“美国饭店”的马缨花,从别的男人那里弄来食物以满足他的需要,全身心地奉献给他无须谈婚论嫁和承担任何后果的性和爱情;另一个则让他找回了男人的身体,在他失去了男人的能力的时候,黄香久以她的动物性的魅惑力唤起了他的性欲,而当他嫌弃她的不纯洁时又挥之即去。即便是在这样落魄的时候,他的男权意识也不比古代的书生少哪怕一点。他也是一个“多余人”——更可悲的是,章永璘似乎连颓废的权利也没有了,他必须在艰难的环境条件下显示他的生存意志,以及比一般老百姓看起来要高得多的生存智慧。这里作者不经意地竟流露出了可笑而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虽然这种优越已实在不能和现代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格独立意义上的优越感相提并论。贾平凹《废都》中的主人公,西京的名作家庄之蝶,和以往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人物相比,他都更加丑陋和堕落。他已不是一个怀揣高傲和孤僻的唯美加颓废的“多余人”,而是一个真正破罐子破摔的变态了的欲望主义者。他的喜好是空虚中的声色犬马,但又缺少享乐这一切的勇气,不具备真正的野性与生命力,在一个精神坍塌、物质上升为统治力量的时代里,他试图用肉体的狂欢和对世俗价值的完全认同,来缓解自己内心的虚空与苦闷,但结果却仍是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