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以瑞典、英国为代表，它是按照“普遍性”原则，实行“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设施体系化”及包括“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需要在内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按统一标准缴费，统一标准给付，社会保障支出由国家税收解决。这一制度以政府负责、全民高福利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伤害了效率，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大背景下，英国率先进行了减轻国家负担的改革。

奥肯漏桶是指通过高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来缩小贫富差别，其作用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比如从富人那儿收税100元，穷人能得到的会少于100，就如同从富人那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穷人得不到一桶粥，原因是这个“桶上”有一个“漏洞”，一部分粥漏掉了。福利损失的原因，一是高税收可能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损害了效率；一是转移支付可能鼓励了“懒惰”，也损失了效率。奥肯漏桶说明税收制度可能损失效率和公平，社会保障支出可能是反激励的，社会保障制度管理不当会引起效率损失。

信息不对称是交易双方中的一方利用另外一方掌握不到的信息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其开创性论文中讲到了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的例子。比如消费者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的信息比保险人多，比较健康的人比健康状况差的人更倾向于不投保，相反，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倾向于向保险人转嫁风险而不是风险自留，这就是逆向选择。这样，保险人就不能在“良好的风险”(good risk)和“品质差的风险”(bad risk)之间进行风险的分散。

变额年金保险为年金与变额保险特性相结合的商品，保险公司把收取的保险费计入特别账户，主要投资于公开交易的证券，并且将投资红利分配给参加年金的投保者，保险购买者承担投资风险，保险公司承担死亡率和费用率的变动风险。对于投保人来说，购买这种保险产品，一方面可以获得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可以以承担高风险为代价得到高保额的返还金。购买变额年金保险主要可以看做是一种投资。变额年金保险提供的年金直接随资产的投资结果而变化。变额年金保险，是专门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为投保者提供一种能得到稳定的货币购买力而设计的保险产品形式。

“委积”字面上的解释，就是积蓄的意思，少量为委，大量为积，也是中国古代后备仓储制度之一。据《逸周书·文传》记载：“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当权者如能把积蓄用于“振救”，是百姓视为朝廷德政的先决条件。武王照此办理，深得民心。积蓄用于“振救”，也是仁政的体现。为稳定政局，注意积蓄粮食。《周礼》《地官司徒》载：“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这种“施惠”、“恤民之艰厄”、“待凶荒”的制度，体现了社会保障的性质，也是中国古代传统保险的起源。

养恤是事后救济论的一种，是指灾后国家安置流民的一种制度，包括发放寒衣、医药，提供栖身场所和施粥等。我国古代统治阶级曾以“一民饥，日我饥之，一民寒，日我寒之”为恤民的根本原则。如《豳风记》有“授衣”之事，《周礼》记载：“疾医，凡民有疾病者分治之，司救，凡有天患民病，则以王命施惠。”除此以外，历代论救荒者，还十分重视社会为灾民提供施粥、居养、赎子等救济。

现代社会保险制度，从它的产生到现在，大致上经历了五个时期：
   (1)1883～1889年为德国创立社会保险时期
   这一时期德国先后建立了疾病保险、工人伤害补偿保险、生育保险和老年残障保险制度，为德国后来建立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树立了榜样。德国早期举办的社会保险的特点是：第一，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应投保的人们，必须一律参加；第二，保险费由被保险人、企事业主和政府三方负担；第三，保险费率由政府主管部门或有关方面协商制定，保险人无权更改保险费率；第四，保险的主要对象是从事最危险工作的劳动者。
   (2)1890～1919年为各工业国家仿效德国社会保险时期
   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安定工人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振兴国民经济效果十分明显，于是，欧洲各国积极仿效德国的做法，相继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3)1920～1934年为社会保险体系初步发展时期
   社会保险在初步发展阶段，碰到了两大困难：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参战国经济萧条，一般采取节约政府开支、弥补战争损失的政策，未能制定积极的恢复经济计划和保障人民生活的福利措施；第二，1929年至l933年，发生了全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使得各国的福利保障措施无法积极推行。以上困难对于社会保险事业的振兴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它没有阻止社会保险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4)1935～1975年为社会保险迅速发展时期
   社会保险制度经过初级发展阶段，已遍及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和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自1935年美国罗斯福政府建立社会安全制度至1975年的40年间，社会保险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时期，未实行社会保险的国家，开始制定社会保险法，并付诸实施。已举办社会保险的国家，均加以强制推行，并采取提高给付标准及放宽给付条件的种种改革措施，以扩大保险范围，增加保险项目。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不发达国家)都已立法办理了社会保险。
   (5)20世纪中后期至今为社会保险调整与改革时期
   全球社会保险事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它同市场经济一道共同度过20世纪50～70年代初期近20年的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后，转而陷入漫长而又痛苦的经济滞胀时代。随着失业队伍扩大，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需要救济的贫困家庭和单亲家庭增加，社会保险支出迅速增长，并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给各国政府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社会保险财务状况的急剧恶化，不仅直接威胁着社会保险受益人的保险福利，而且也使有关国家将来的财政预算平衡更加困难。为避免社会保险基金破产，保证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不得不对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进行调整与改革，其措施包括：
   ①设法增大社会保险基金，同时控制社会保险给付。具体做法是：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于风险分散、见效快、利润丰厚的企业或部门，增加社会保险收入，扩大社会保险给付能力；提高缴纳社会保险税(费)的上限，扩大税基；提高社会保险税(费)率，直接增加社会保险收入；削减社会保险给付项目，修订社会保险给付金的调整办法，延长退休年龄和推迟社会保险给付时间，相对减少社会保险支出，延缓社会保险支出增长的速度；规定对社会保险收入征收所得税，所收税款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
   ②建立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商业性储蓄保险等三大支柱社会保险体系，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加强社会保险的保障功能。
   ③建立高效、统一、专门化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同时分散社会保险管理权限，调动地方社会保险部门的积极性，提高社会保险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④改革社会保险模式单一和大一统的保险格局，鼓励有条件并符合有关规定的地方、社区、法人单位和个人举办社会保险事业，以缩小政府负担的保障范围与项目，分散保险风险，增加社会保险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社会保险预算是指国家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救助和补给，以便实现国家社会保障职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编制的预算。社会保险预算由社会保险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预算支出组成。社会保险预算的编制应遵循四项原则：
   (1)全面性原则
   即社会保险预算必须反映所有与社会保险事务有关的收支，以利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与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这就要求将现行各部门掌握的社会保险收支统一归并到社会保险预算之中。
   (2)统一性原则
   即任何社会保险收支都要以总额列入预算，而不应以收支相抵后的净额列入预算。
   (3)专款专用原则
   即社会保险资金只能用于社会保险方面的开支，不得挪作他用。
   (4)适度结余原则
   社会保险支出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编制预算时难以测算的，为了不给经常性预算造成太大的压力，年度社会保险预算收支相抵应适度留有结余。同时也有利于社会保险资金的投资和调剂。

医疗保险与服务是一个市场严重失灵的领域。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医疗保险与服务领域一个也不具备。尤其是，保险机构对医疗服务领域的介入割裂了医疗服务领域供给与需求双方之间的直接联系，把供需双方的关系变成医疗服务供给方、需求方与医疗保险机构之问的三角关系。从而降低了医疗服务供需双方对价格的敏感性，使医疗保险市场的运作机制更加复杂，市场失灵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医疗服务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产品供给的垄断性
   由于医疗产品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各国一般对医疗供给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如医生需具备一定的医学教育年限和实践经验，通过行医资格考试等。这种人为规定限制了医疗行业的竞争，造成了医疗行业供给的垄断局面。
   (2)医疗产品的异质性
   由于疾病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明显的个体差异，不同的保险产品覆盖的医疗服务的内容、医疗费用补偿方式和医疗保险定价方式不同，加之医疗产品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医务人员的主观判断，从而使医疗产品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3)信息不对称
   医疗服务供需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一致的。需方(患者)缺乏相关的医学专业技术和知识，所采用的治疗方法以及医疗费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由供方(医生)决定，而不是供需双方平等竞争的结果。因此，交易结果往往对医生有利，患者则处于弱势地位。此外，医疗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突出。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方和被保险人之间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结果可能导致保险支出难以控制或医疗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保险制度无法顺利运行。一方面，由于由保险机构承担全部或部分治疗费用，被保险人会“小病大养”，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或多开昂贵药品等；医生为了自身利益，可能提供过量医疗服务，开“大处方”、昂贵药，即“诱导需求”，导致医疗费用增大。另一方面，被保险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拥有更多信息，被保险人可能利用这一信息优势损害保险机构的利益。如只有身体状况差的人才愿意投保医疗保险，而身体健康的人则不愿投保，由此导致疾病风险得不到有效分散和规避。
   (4)医疗服务消费的外部性
   公共卫生、传染病预防等医疗保健服务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假如个人不愿意付费进行传染病预防，由此导致的私人成本(个人患病)远远小于社会成本(传染病流行可能性增大)。这种个人行为将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限制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5)医疗保险供给的“风险选择”
   保险机构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进行“风险选择”，通过体检将已经患病或者体弱多病的老、弱、病、残等人群排除在医疗保险范围外，亦即“撇奶油”(cream-skimming)行为。而且，参加医疗保险必须首先缴纳保险费，这也会把那些基本生活仍存在困难的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外。因而，单纯市场机制作用不可能保证所有人，尤其是健康状况差和低收入等弱势人群享有必要的医疗服务，不能达到社会公平目标。

世界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动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改革的政治动因
   二战后，美苏冷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和其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为西方国家的民众提供了一种参照，为获取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西欧各国创设了多种福利项目，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几乎无所不包的福利模式。同任何事物一样，“福利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累积并暴露其负面作用。其中，养老金制度导致的最为直接的消极后果有三个：一是公共养老金开支增大、财政不堪重负；二是企业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降低；三是增加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行为，严重损害了经济效率，阻碍了经济发展。总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对“福利国家”模式进行重新改造在所难免。
   (2)改革的经济动因
   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是现代养老金制度运行的必要前提。养老金制度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没有养老金制度的充分保证，社会经济不可能持续、稳定地发展；反之，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养老金制度也不可能顺利地运行和发展。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国民福利预期和普遍生活水准的提高，养老金制度已具备了一种刚性向上的自我发展机制。但是，现实中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要求提高保障度的愿望是无限的，而经济能够追加投入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养老金费用的持续攀升无疑加重了经济的负担，使日趋衰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在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削减必要程度的受益以增加养老金储蓄的建议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从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提高缴费率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工薪税对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决定有扭曲效应。考虑到这些阻碍性问题，政治家和学者们广泛呼吁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
   (3)改革的人口动因
   职工人数的实际减少或预期减少和退休人口的增加是决定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存在各种问题的重要因素，前者将减少养老金制度的供款收入，后者将增加养老金受益支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人均寿命不断上升，这种双向发展趋势几乎使所有国家的人口结构都趋于老化。
   退休人口数量增加、人类寿命延长以及“少子化”的趋势使得劳动力日益短缺，加重了劳动人口与整个社会的负担。由人口老龄化而引出的养老金危机已经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突出困难，改革迫在眉睫。

社会保险是一个长效工程，政府责任是政府职能的具体化，社会保险责任政府的基本要义为：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保险公共事务，政府必须对公民的社会保险承担法定的责任和义务，政府的失职行为必须得到追究，实行依法行政、政务公开、信用到位，主要包括以下要素：
   (1)坚持政府社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观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资源禀赋不足，且面临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转制成本高、社会保险发展层次极不平衡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政府对社会保险的价值判断、发展定位等，社会保险可持续发展建立在社会保险资源可长期有效供给、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其基本取向是要结合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变迁，使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基本生存权长期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险制度设计的延伸功能不断强化，社会保险内涵不断扩充。研究社会保险可持续发展问题，旨在从前瞻性研究着眼，以保证制度设计的连续性与长期有效性，降低管理成本，增强民众对政府社会保险的公信力与政府社会保险绩效。社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一是社会保险优效政策制度设计的可持续性，政府始终以提高人民福利为宗旨；二是社会保险责任政府的可持续性，在政府官员的政治视野中“责任重于泰山”。两者的结合使社会保险资源配置始终处于一个较佳的结构与运行状态。
   (2)提高政府社会保险信息的透明度与政策的可操作性
   对于社会保险参与者而言，他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与自身生存相关的养老费缴纳与养老金发放、医疗费个人负担、低保政策调整、经济适用房政策、基金增值与劳动就业信息，需要把握对他们未来养老金发放与养老金承载力的预期。政府如实地向公民报告重要的社会保险信息包括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强化政府回应机制，应成为政府履行社会保险职能的正式责任。政府社会保险政策的可操作性直接到社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3)依法行政，扩大公民对社会保险的参与力
   社会保险依法行政的内涵：一是要对政府自身建立防止滥用权力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严格规制，防止越位、越权与侵权行为，防止社会保险政策朝令夕改引起的社会震荡；二是为依法行政提供法律保障，使行政权力更具权威性与约束力，尤其在努力扩大社会保险的缴费能力、科学处置劳动纠纷与劳资关系、保护公民利益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险税费改革，加强劳动行政监察、强化对全体公民的社会保护机制。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程序、行政复议、行政监察、行政诉讼、行政处罚、行政调解等方面建立社会保险依法行政的系统工程。不断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是建立全面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社会保险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基础总是存在不相协调的音符，尤其是政府对医疗保障的参与不足及过度退位致使公民对政府社会保险的预期偏低。公民对政府社会保险政策知情权的缺失、政策出台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经受不住实践的考验、缺乏企业与公民参与、缺乏有公制力的谈判协商机制、民间非营利组织长期处于发育不良状态，显然会使政府社会保险处于一种有渴求但无生气的状况，加剧社会保险费欠缴居高不下状况的存在与参保热情消退现象的出现。扩大企业与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与决策权，减少消极参与，建立民情民意制度、听证制度、决策回应与反馈制度、协商谈判制度，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提高政府社会保险的行政效率与政治及经济绩效。

赈济是指以实物(主要是食粮谷米)或货币救济蒙灾百姓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经济生活的一种制度，多由朝廷官府或政府举办。赈济作为一种重要的救荒政策，开始是适用于灾年，后来发展到在每年青黄不接之时，也开仓赈济饥民。赈济制度下的社会保障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建立后备仓储，赈谷救荒
   建立后备仓储，赈谷救荒，历朝都非常重视。仓储制度是古代社会保险的雏形或萌芽，也是中国古代原始社会保险的重要标志。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以粮食储备之策，赈济饥民。周朝已建立各级后备仓储，到战国以后逐步形成一套仓储制度，魏有“御廪”，韩有“敖仓”，汉代已设有备荒赈济的“常平仓”，隋朝设“义仓”，宋朝设“社仓”。其仓存基本上是庶民缴纳的粮食，供灾年时开仓赈济之用。
   ①“委积”字面上的解释，就是积蓄的意思，少量为委，大量为积，也是中国古代后备仓储制度之一。
   ②常平仓是中国古代仓储制度之一，其是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以便民。至此，古代仓储制度才算正式确立，这也是官府赈籴(粜)的开始。
   ③义仓是中国古代一种实物形式的仓储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汉代，是指民众自行集资，为荒年提供救济。
   ④广惠仓也是中国古代实物形式的后备仓储制度，以赡养社会老幼为其职能。
   赈谷救荒，通常有两种形式：第一，由地方建立粮食储备，并设置专职管理人员，一旦遇灾，则开仓赈济饥民。第二，由朝廷建立并直接掌握的粮食储备。
   (2)赈银救荒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小商品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以谷赈民救济灾荒的政策因为不便于商品流通，而且难以适应灾后的不同需要，于是出现了赈银救荒之法。赈款的发放除了以年龄为标准外，还有的以家庭人为标准，还有的以户为赈济单位。这种以货币形式赈济灾荒更具有现代社会保险的特点。
   (3)工赈救荒
   工赈是指国家选择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开工(如整治堤防、修筑道路等)施赈。它以结算民工工钱形式发放赈款，救济灾民。工赈形式规模较大，赈济面广，是典型的古代社会保险形式。

(1)持久收入学说
   持久收入学说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来的。他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现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持久收入理论将居民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持久收入是指在相当长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内得到的收入，一般用过去几年的平均收入来表示。暂时收入是指在短期内得到的收入，是一种暂时性偶然的收入，可能是正值(如意外获得的奖金)，也可能是负值(如被盗等)。弗里德曼认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
   (2)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必然性
   ①年老会使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也即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在工业化社会这种状况会更加严重。
   ②老年人还将面临长寿风险。一方面，长寿风险的存在将可能使过早死亡的消费者留下大量的非意愿遗产，降低生命期消费效用。美国经济学家科特里科夫等人(Kotlikoff and Spivak)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养老保险计划，个人在没有遗赠动机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将自己全部财富的1/3留给后代。另一方面，即使个人预留有储蓄，但长寿风险的存在也将使非理性的消费者可能面临晚年储蓄不足而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风险。
   (3)养老保险制度的类型
   ①德国模式
   1889年德国建立了第一个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此后为其他国家效仿。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保障法》建立的联邦养老社会保险也是这种模式。
   除少数例外，如瑞典和日本的收入关联的养老社会保险采用的财务制度是积累制度外，其他工业国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都是德国模式。瑞典和日本的保险制度说明，公共养老金制度在财务上也可以是积累制的。
   ②加州模式
   也就是美国各州公务员退休金计划的模式，这种制度也是公共退休金制度，在管理上是集中管理，在给付上是按公式计算的DB计划，但与德国模式不同的是，在财务上它是积累制度，它的基金是实行市场化运作。加州立法确保基金的独立性，基金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确定基金的投资管理政策，政府实施谨慎性监督，因而有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到2001年6月30日，加州公务员退休制度的5年期年均投资收益为10.6%，10年期年均投资收益为11.4%。优异的投资业绩对加州公务员退休制度的健康运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使制度近些年来大约3/4的收入来自投资所得。
   ③新加坡模式
   即公积金制度。新加坡公积金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强制个人账户积累制度，这一制度是新加坡人的主要保障制度，它提供多种保险，养老保险只是其中的功能之一。
   在新加坡，公积金制度是第一层保障；家庭是第二层保障；社区是第三层保障；最后出面的才是政府，且政府提供的主要是社会救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将此前最高供款为工资的50%(雇主雇员各一半)下调为40%，其中工资的4%进入养老账户，其余部分则进入健康、住房等账户。这种制度是一种既定供款的完全积累制度，没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个人的养老金完全来自其个人账户的积累，政府只提供最低收益率保证和税收优惠。个人账户的资产完全属于个人，在其死亡后可以由子女继承，但在退休前只能用于特定目的。不过，在这种制度中，政府把基金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制定了严格的投资政策，由特定的机构进行集中管理和投资，大部分资金被投资于国债。
   ④智利模式
   即强制性个人储蓄养老制度，雇员工资应进入个人账户(只有雇员供款)，雇员有权自由选择依法建立的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政府实施严格监管模式。它与新加坡模式的区别在于其个人自主选择投资的分散管理模式。由若干个私营退休金管理公司具体负责养老基金管理，这些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相互竞争，在政府的政策框架内通过市场化运作追求养老基金收益的最大化。
   ⑤混合模式
   在所有制上是公共退休金制度和个人账户制度的混合；在财务上是现收现付制度和积累制度的混合；在责任上是既定给付和既定供款的混合，这些本质的特征决定了它们是混合制度。所不同的是，第五种模式下，个人账户没有真实的积累，是名义账户制度。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养老待遇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新”是相对于以前各地开展的农村养老保险而言。
   (1)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路径
   ①参保对象
   参保对象由原乡镇企业职工、农村干部、民办教师、复员军人等为主转变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主体。
   ②筹资机制
   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地方财政补贴”三方分担保险费的筹资机制。过去的老农保主要是农民自己缴费，实际上是自我储蓄的模式，而新农保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有三个筹资渠道，这是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模式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新农保和老农保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③筹资基数和筹资标准
   确立合理的筹资基数和筹资标准，确保了农民退休时的养老待遇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新农保参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办法，制订了较为科学的筹资基数和筹资标准，农民的基本养老金与参保人的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挂钩。
   ④养老基金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在支付结构上分两部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大账户小统筹的模式，改变了老农保的单一的个人账户的模式。适时为已享受基本养老金的农民适当增发养老金，以及给参保死亡人员家族计发丧葬补助费。
   ⑤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衔接
   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与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一致，区别主要在缴费基数不同，通过调节缴费基数可以实现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因此，也可以说新型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通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平台。在实施步骤上，采取逐步过渡的措施，即根据农村各类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调节缴费基数的过渡办法，逐步实现并轨。
   (2)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对策
   ①加强公共财政对新农保的支持力度
   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主要依靠公共财政的支持，省级财政主要是对落后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支持，新农保的财政补贴主要来自于县乡政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应逐步建立起中央、省、市分级负担机制，确保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②建立起基金的有效管理和保值增值机制
   随着制度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基金结余会越来越多，因此对基金的保值增值机制的建立刻不容缓，具体可通过拓宽运营渠道，加大基金监督力度来进行，建立开放式的监督机制，完善审计、监察、财政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外部监督机制。
   ③实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经办工作的信息化、规范化、专业化
   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必须在新农保制度推行初期就要加强与其他制度各个层面的衔接。因此经办工作的信息化、规范化就是大势所趋，通过实现信息平台的衔接实现信息的整合和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④加强宣传，引导农民积极自愿参保
   新农保政策性强、涉及数亿农民。试点中采取引导农民自愿参加而非强制参保，固然有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让农民了解政策，积极自愿投保成为开展新农保试点及今后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要采取能让广大农民群众听得懂、易理解、好接受的途径和方式，宣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和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提高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识，增强农民的自我保障意识，推进新农保工作健康发展。
   ⑤完善社会保障机构建设
   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由政府部门分工负责管理，程序复杂，同时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当前要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行梳理，整合为一个基层机构负责或主要由一个基层机构负责，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基层组织建设。
   ⑥合理协调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农民工养老保险间的关系
   在我国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新农保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之间的衔接、转移接续可以促进城乡居民享有平等、公平的养老权益，因此应该努力为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造条件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