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审分览》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所谓“公作”，就是指奴隶在井田上的集体耕作，“分地”则是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公作”与“分地”之间的区别，反映了没落的奴隶制与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之间的鲜明对比，说明春秋时代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孕育在奴隶制内部的封建生产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者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这次盟会规定，凡同盟之国，互不侵伐，必须共同对付外敌。葵丘之会标志着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霸主。

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因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乞师，晋派大军到靡笄山下(今山东长清)，齐、晋大战于鞍(今山东济南)，齐师战败。齐和晋结盟，并答应归还所占鲁、卫的土地。鞍之战表明，晋的势力仍是非常强大，齐企图代替晋的霸主地位是难以实现的。

魏国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即农民要努力耕作，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和效力，以提高粮食产量，扩大收入，从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楚庄王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任用孙叔敖为令尹，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逐渐强大。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河南嵩县北)之戎，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去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的气势。

国君考核官吏的方法之一。即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首长，每年要把自己管辖地区的户口、垦田、赋税等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上报国君，并把木券剖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时，官吏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国君根据右券亲自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予以升、降、赏、罚。“上计”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的加强。

魏惠王自恃强大，不断进攻韩、赵，三国联盟破裂。公元前354年，魏攻赵，围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威王派田忌领兵骚扰魏东部边境，接着又迫使宋、卫联合出兵攻魏的襄陵。十月，邯郸告急。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率兵救赵。孙膑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利用魏国内部空虚之机，袭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兵自救。魏军在桂陵(今山东曹县)遭到齐军阻截，大败。这就是以“围魏救赵”的战法著称于世的“桂陵之战”。

战国时期兵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齐国人，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认为寡可胜众，弱可胜强；强调进攻战略和灵活运用战法；重视城邑的攻取和阵法的运用。孙膑著有《孙膑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

“平籴法”是“尽地力”的补充，即丰收之年由国家用平价购进余粮储备起来，防止粮价暴跌而伤害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灾荒之年国家将丰年储备的粮食平价出售，防止粮价暴涨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这样有效地防止了农民破产和贫民流亡，限制了不法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维持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的均输、常平仓等平抑粮价的措施均源于此。

即老聃，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为楚国人。写成于战国时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据。老子哲学中具有自发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事物中总包含着大小、有无、长短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彼此又是互有联系的，还可以相互转化。老子还认为“反者道之动”，即认识到矛盾的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老子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老子认为，国家不安定是统治者所造成的，统治者应该“损有余而补不足”，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就易于治理了。

庄子，名周，宋国蒙人，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保留在《庄子》一书中。庄子的哲学思想是唯心的，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而“道”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主张人生在世，应该寡欲无为，将成败、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反映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他的某些理论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晋、楚两国本身也疲于征战，于是在两大霸国之间出现了“弭兵”的活动。“弭兵”之会总共有两次，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华元约合晋楚，订立了停止武力、互帮互助的盟约。但是盟约订立后三年，晋楚之间再次爆发战争。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双方都想停止战争，而一些小国也疲于奔命，希望和平，一时间“弭兵”成为大势所趋。由宋大夫向戌倡议，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鲁、宋、郑、卫、曹、许、陈、蔡、滕、邾等14国诸侯会于宋。会议规定，除齐、秦两大国和滕、邾等属国外，原来从属于晋、楚的国家要互朝晋、楚，对两国尽同样的义务。“弭兵之会”以牺牲中小国利益的办法确立了晋、楚两国的霸权地位，但也赢得了比较安定的和平环境，客观上为生产的发展和新兴势力的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悝研究和总结了各国的法律，集其大成，制定出《法经》。这部法律共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集春秋以来成文法之大成，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对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影响很大，商鞅从魏入秦，就是带着《法经》去的。《法经》在古代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秦律》和《汉律》都是以《法经》为蓝本，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补充而成的。

秦国经商鞅变法之后，势力发展最快。秦昭王开始图谋吞并六国，独霸中原。公元前270年，秦昭王准备兴兵伐齐。范雎此时向秦昭王献上“远交近攻”之策，建议秦昭王一方面与齐结盟，一方面先攻打邻国韩、魏，逐步推进。其后四十余年，秦始皇继续坚持“远交近攻”之策，逐步瓦解六国，最终实现了建立统一王朝的愿望。

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从此出发，他谴责当时各国之间的攻战为“至大不义”，力主“非攻”。墨子还主张“非乐”、“节葬”、“节用”，强调节俭，反对浪费。在政治上墨子主张要“尚贤”和“尚同”。这种思想一方面要求突破宗法制度，任贤使能，一方面又要求由上而下一同天下之义，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反映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特点。墨子及其弟子著有《墨子》一书，反映了墨家的思想。

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将，改革军事制度，创立于严格挑选、训练、考核士兵的“武卒制”。考核的标准是：身穿三甲、头戴铁盔、腰佩利剑，操12石的强弓，带50支箭，肩扛长矛，背3天干粮，半天行程 100里。人选者可免除全家的赋税傜役并奖给田宅。
   吴起还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对军队采取新的编制，把身强力壮、善于近战的士兵编在一起；把机制灵活、善于爬坡越沟的士兵编在一起；把能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的士兵编在，起，以便在战争时根据敌人的弱点以及地形互相配合使用这些军队，使每个士兵的优点得到充分发挥。武卒制的实行，改变了魏国的军事力量，使魏国很快成了战国初期第一个强国。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秦孝公时进行改革，由商鞅主持变法，主要内容有：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即废除井田的界限，把土地授予农民并可以买卖；奖励军功，设立军功爵制。军功越多，爵位越高，并享有占有耕地、住宅等封建特权；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普遍推行郡县制，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建立什伍连坐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统一度量衡等。
   商鞅变法本质上是一次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促进了秦国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秦国经过变法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强大国家，为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变法中的法律苛重等弊端也留下了负面影响。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韩国向赵国求救，赵国派老将廉颇带着大军驻扎在长平 (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国也派白起率兵向长平进攻，秦赵两国间开始了战国时期从来未有的大战。廉颇采取坚壁固守、以逸待劳的策略，消耗秦的力量。双方相持三年，不分胜负。公元前260年，赵王中了秦的反间计，改用赵括代替廉颇。赵括只能空谈兵法，不会领兵打仗，他一反廉颇的战略，向秦军大举进攻。白起运用了迂回战术，先从正面诈败后退，把赵军引诱到秦军的营垒附近。另外布置了两支奇兵，断绝赵军的后路，并把赵军切成两段。赵军被秦军围困达46天，粮尽援绝，只得分成四段，轮番突围，都告失败。最后赵括亲自带兵搏斗，被秦军射死。赵军失去了主将，全军40多万人都投降秦军。白起把战俘中年幼的240人放回，其余全部活埋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晋代时出土于战国魏墓中，是战国中叶魏国人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现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通史著作。所记内容，起自夏、商、周，迄于战国中叶。于西周、春秋、战国，独记晋国，三家分晋后独记魏国，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止。此书对于订正以《史记》为代表的其他文献的某些错误，弥补其他书记载的缺漏，具有重要的价值。此书记事具有子书的特点，好以战国时代的思想观点来改造古史。今传《竹书纪年》有古本、今本之别。

战国时期齐魏之间发生的一次著名战役。战国初年，魏国首先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至魏惠工时，魏国国力进一步加强。公元前342年，魏国以韩国未参加其主持召开的逢泽之会为借口，发兵攻韩，并接连取得胜利。韩向齐国求救，齐派田盼、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领兵攻魏救韩，魏惠王派庞涓及太子申迎战。起初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一年多。公元前341年，孙膑利用庞涓轻视齐军的弱点，以逐日减灶的方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当魏军追到马陵之时，被齐军包围，魏军全军覆没，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魏国遇到前所未有的惨败，齐国逐渐取代魏国成为霸主。

公元前633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国在宋、齐、秦等国的声援下，于公元前632年，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战于城濮(今河南范县)。晋文公采取诱敌深入、袭击敌军薄弱部分、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城濮之战，是关系中原全局的战争，使中原小国摆脱了楚的控制，归附了晋国。

由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历史上称为战国时期。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国争雄的局面。七个诸侯国国势加强，兼并战争加剧，被称为战国七雄。

孙武，春秋末兵家的代表，字长卿，齐国人，著有《孙子兵法》13篇。具体篇目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孙子对于了解敌我双方非常重视，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还提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而灵活掌握。《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著述，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今河北任丘)人，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扁鹊看病，采用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而且能针对不同病情，采用综合疗法。扁鹊主张尽早发现病情，及时加以治疗。《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今山西北部、河北南部)人。生卒年月不详。比较可考的从事政治、学术活动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30年至公元前255年之间。其一生主要的活动是在齐国稷下学宫治学，曾三任“祭酒”。荀子倡性恶和君民舟水关系之论，主张隆礼明分，发挥了孔子“齐之以礼”的思想。晚年任兰陵(今山东省峄县)令，著有《荀子》三十二篇。

屈原(前340～前277年)，名平，楚国人。他因为主张改革，遭到守旧派大臣的陷害，被放逐到江南，后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楚辞的奠基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诗人自叙身世、理想以及因参与改革而受谗被疏的过程，后一部分以幻想的方式表现了诗人被疏后的不懈追求和最终选择。《离骚》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杰作。

“叁其国”，即将国都地区划分为21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不服兵役；士农之乡十五，服兵役，由桓公、高子、国子各管五个乡。“伍其鄙”，即在鄙野地区设立五大属区，由五大夫各属一区。五大夫在每年的正月向桓公汇报属内治绩，推举属内贤能。严格实行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制，使他们各有所务，以利老少传习，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叁其国而伍其鄙”是管仲在政治体制上进行的一项改革。

是战国时期赵国进行军制改革的措施。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进行改革，模仿游牧民族骑兵训练和装备，组建了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轻骑部队。通过这次改革，赵国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

即不管是公田私田，一律按土地的优劣征收不等的赋税。如此一来，地尽其利，民尽其力，扩大了税源，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为齐国经济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奴隶主土地国有制，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对封建的生产关系起了催生的作用。

这是我国保存至今的最古的文献，包括《诗》、《书》、《礼》、《易》、《春秋》。《诗》，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共305篇。《书》，我国最早的一部文集，记述了商周两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易》是我国最早的占卜用书，内容有《经》和《传》两部分，成书于战国或秦汉之际。《礼》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部分礼仪制度的汇编，共有十七篇，成书于战国前、中期。《春秋》是孔子在鲁国《春秋》的基础上修成的，主要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间二百四十二年的重要史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战国时期，各国进行兼并战争，出现了齐、秦两大强国东西对峙的局面。两大强国展开了争取弱国、孤立敌国的斗争，而一些小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积极寻找盟友，从而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活动。所谓合纵连横，从地域上来说，原是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从策略上来说，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的意思，是阻止强国进行兼并的策略；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意思，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的策略。起初，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直到长平之战以后，才凝固成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连横是六国分别依附秦国的意思了。但由于各国的矛盾错综复杂，合纵和连横并不十分稳固。

管仲，名夷吾，字仲，安徽颖上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齐襄公乱政时，管仲辅佐公子纠，纠失败后，管仲经挚交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管仲对齐国的内政、经济、军事进行了全面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著有《管子》一书，共24卷，86篇，今存76篇，其中《轻重》等篇，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在晋称霸之时，秦也积极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乘晋丧而派兵偷袭郑国，后因郑有备而退回。但在回军至段(河南渑池、洛宁一带)时，遭到晋伏兵的狙击，秦师全军覆灭，三帅都被晋俘获，史称“殽之战”。

即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的判断是非的三项标准：一表是古代圣王的作为，二表是百姓民众利害，三表是“百姓耳目之实”，即根据百姓耳闻目睹的事例来判断是非。墨子认为鉴别是非，就要使言论见之于行动，验其功利，观其功效，即思想一定要有根据，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三表法”是对我国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即根据功劳和才能选拔任用官吏，赏罚分明，对于那些于国无功的世袭贵族则剥夺其爵位。这一措施废除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打击了旧贵族，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

战国时期的田齐有招贤养士的传统。从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开始，齐国在国都临淄稷门外的稷下设立学宫，招徕各家学者和天下贤士；齐威王(前326～前320年在位)时，稷下学宫士人云集，盛极一时；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时，稷下学宫聚集了邹衍、淳于髡、田骈、环渊、苟子等一大批学者，成为战国时代学术文化的中心。稷下学宫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对齐国的政治有一定的影响。

公元前284年，燕国联合秦、楚、三晋大举攻齐。燕出动全国兵力，以乐毅为上将军，在济西大败齐军，乐毅指挥燕军攻入齐都临淄，连下七十余城，除莒和即墨外，齐国的郡县全部被燕国占领，史称“乐毅伐齐”。

战国时期，齐国的甘德著《天文星占》8卷，魏国的石申著《天文》8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称为《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是根据先秦史官纪录和部分历史档案资料编辑整理而成的史书，约写成于战国末年。其内容主要是记述从黄帝到春秋间的帝王、诸侯和卿大夫的氏姓、世系，同时也记述其居处、制作、谥法等。该书打破了古史记事记言的格局，开创了分专题记述的新体例。原书在宋代已佚，今本乃清人的辑本。

后世儒家把《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左传》原称《左氏春秋》，传为左丘明所著。《左传》以《春秋》为纲，博采各国史事，编次成书，叙事明晰，繁简得宜，保存了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公羊传》旧题战国公羊高撰，唐人考证是西汉前期人所作。《榖梁传》旧题战国时榖梁赤撰，初仅口述以流传，西汉时成书。三传都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魏国元气大伤，逐渐失去了雄居东方的地位，公元前361年，魏国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并积极寻求同盟者共同对付秦国。在此种情况下，公元前 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东南)，相互尊对方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史称“徐州相于”。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滋长，受地主剥削的农奴大量出现。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有“隐民”、“私属徒”、“宾萌”之类的称呼。“宾萌”系指外来的依附农民，与后来的隶农相类似；“隐民”和“私属徒”是隐匿托庇于贵族豪宗之家的隐庇户，即依附农民。这些依附户虽不自由，但身份不同于奴隶。他们是隐存在奴隶社会内部的封建依附关系，他们虽还受到超经济的剥削，但有权支配部分收获物，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华元的调停下议和，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公元前576年，楚首先破坏盟约而向郑、卫进兵。次年，晋因为郑服于楚而伐郑，郑求救于楚，楚恭王亲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楚战败而退兵。

战国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一书。在政治上韩非提倡“法”、“术”、“势”并用。法，指政策法令，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明法令、设刑罚，强调“法不阿贵”。术，指君主驾驭官吏的办法和政治斗争策略。势，就是权力。韩非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这一套对秦朝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即“履亩而税”，是春秋时期鲁国在公元前594年(宣公十五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指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它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初税亩的实施，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各学派创立学说、聚徒讲学、议论时政的局面。当时中国历史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领域发生深刻变化，针对社会的大变革涌现了持不同见解的思想派别。在这些派别中，最著名的有儒、墨、道、法、名、兵、阴阳等家，其中又以儒、墨两家最为突出。其中儒家讲仁，墨家讲兼爱、非攻，道家讲道，法家重法，名家论名，兵家谈兵，阴阳家讲阴阳变化。各家虽然学说各有侧重，但都指向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应对当时的社会变革。

孟子，名轲(前390～前305年)，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市)人。孟子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倡性善、仁政之说，阐修身养性之功，申民贵君轻之义，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在儒学的成熟、发展上有重要的地位。孟子受到后世的尊崇，但他在世时却不见用于世。晚年他退居讲学，与弟子万章等人著《孟子》七篇。

“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宗庙之牺”和“畎亩之勤”是指牛。
   (2)我国铸造和使用铁器，大约开始于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壤土”是春秋中期前已有铁器的证明。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已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在铁器用于农业生产的同时，还使用了牛耕。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使用则是毫无疑问的，人们的名字往往把牛和耕连在一起。《国语·晋语》记载：“宗庙之牲，为畎亩之勤”，足证春秋时期，牛耕已为人所熟知，牛耕在战国更加普遍，铁农具和畜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了条件。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

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秦孝公先后两次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两次新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1)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宗室贵族凡没有军功的人，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一般百姓，立有军功，也可授爵。军功爵共分二十级，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军功爵制的推行，提高了士兵作战的积极性，加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培植了大批军功地主。
   (2)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由国家按土地亩数向土地的所有者征收土地税。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努力从事耕作、纺织者，给予奖励，从事工商业者或懒惰者，没入官府为奴。
   (4)推行县制，行“连坐之法”。将全国划分为三十个县，县设令、丞，由国君直接任免。把农民编入户籍，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相互监督，奖励告密，从而加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
   (5)迁都咸阳。将国都由栎阳(今陕西富平)迁至咸阳，以适应向东发展的需要。
   (6)统一度量衡。制造标准的度量衡，要求全国实行。
   (7)制定秦律。参照李悝的《法经》和各国法律，制定了秦国的法律，由政府公布，在全国施行。
   (8)焚诗书，禁游学，实行愚民政策。
   评价：
   由于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措施正确得当，得到国君秦孝公的支持，因此，它成为战国时期最典型、最深刻、最彻底的政治改革。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废除了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所有制；政治上，基本上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又实行奖励耕战的措施。商鞅变法使封建制在秦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促进了秦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
   变法实行的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世有消极影响。商鞅变法还触犯了一些旧贵族的利益。因此，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处死。但新法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经济变革：春秋时期，铁农具使用渐多和牛耕逐步推广，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同时，水利灌溉事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公田以外出现了许多私田，“田里不鬻”制度被破坏，井田制开始瓦解，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形成，产生了封建地主和依附农民这两大对立阶级。
   政治变革：春秋时期，王室无力统驭天下，大诸侯国相继而起，充当诸侯之长，以“尊王攘夷”的名义控制中小诸侯，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卿大夫与公室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以下克上的事件层出不穷。斗争的结果，使各国的公室不同程度地衰落下去，卿大夫逐渐掌握了政权，有的甚至灭亡了公室。春秋后期大夫执政是一种历史潮流，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的支持。
   总之，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使新兴力量崛起，权力下移，社会更趋活跃，奴隶改变身份、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增大，新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正在形成中。最大的意义在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进一步冲破“血缘”的锁链，民意也依托“天意”得到充分的肯定。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后，孔子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圣人”。他的言行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记录编纂成《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最可靠的依据。
   孔子很重视“礼”，以周礼为理想之制度，但同时也主张对礼制作适当的改良。他看到了夏商周三代的礼在继承中需要有所损益，在一些非根本性的改变上，采取“从众”的态度。在政治观点方面，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国君横征暴敛，反对用残忍的手段统治人民。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强调以道德为礼制的基础，以道德教化为治国基础。他重视道德感化作用和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相对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他力求将外在的强制的礼的规范建立在人们的道德自觉的基础上，这样就使礼制获得了新的意义。
   孔子的道德思想就是仁学。仁的思想是其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孔子认为，仁的根本要求是“克己复礼”，即要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规定，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孝悌。在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国家的政治结构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的关系，即为父子、兄弟的关系。孝悌正是使之和谐而不受破坏的道德要求。人做到了孝悌，也就不会犯上作乱了，所以说孝悌是仁的根本。“克己复礼”和孝悌，都反映了孔子当时想恢复西周礼制秩序的要求。孔子还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爱人思想和推己及人的原则是孔子伟大的贡献，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这个思想的提出，给礼注入了新的精神。
   孔子把仁和礼结合起来，运用到社会实际中。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是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而仁则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仁礼结合，礼具有了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便被建立在人们自觉的基础上，提高了人们克己复礼、执行礼的自觉性。以礼的准则行仁，以仁的自觉复礼，二者相得益彰。
   在天道观方面，孔子是信神和畏天命的，表明他未能摆脱西周以来天命鬼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对天命鬼神又持怀疑的态度，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放在优先的地位，树立起儒家重视人事的一贯传统。
   孔子也非常重视教育。他开创了第一所私学，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由官学向私学的一个重大转折。战国时期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达，孔子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他还培养教育了众多的弟子，现在据古代文献有姓名可考的70余人，其中不少都出仕为官，另一部分则从事教育，传播孔子思想，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学派——儒家学派，一时成为显学。
   孔子还是一个整理古籍的专家，他编《诗》、《书》，定《礼》、《乐》，作《春秋》，赞《周易》，后来这些书被奉为儒家经典。

老子即老聃，春秋末期楚国人。老子曾做过东周管理图书档案的官吏，晚年弃官隐居。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资料是《道德经》，又称《老子》，是道家后学根据老子的思想言论编纂而成的。
   “道”是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是老子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和思想核心。道是“万物之宗”，事物的生成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比“有”更根本，是天下万物产生的根源，所以说“无”就是“道”。“道”并不是指物质实体，而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超越一切的虚无本体。
   在“道”的思想支配下，老子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无为”就是顺其自然，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是行不通的，要对百姓宽厚，这样民风才会淳朴。
   老子哲学中具有自发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事物中总包含着大小、有无、长短、强弱、生死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彼此又是互有联系的，还可相互转化，弱可变强，小可变大。老子又认为“反者道之动”，即认识到矛盾的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
   《老子》一书有着极其完整的哲学体系、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思辨色彩。但是《老子》的政治思想具有保守、唯心主义倾向，在阐述自己的辩证法时过分夸大了对立双方的统一，看到了对立的转化但无视转化的条件，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势力急剧膨胀，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变成了“礼乐征伐白诸侯出”，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著名的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是旧制度接近衰亡的反映。诸侯霸主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掠夺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财富。因此，有“春秋无义战”之说。
   尽管春秋时代争霸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灾难和痛苦，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
   第一，争霸战争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争霸战争使春秋初年百十个国家缩减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这种集权趋势的加强，为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第二，争霸战争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春秋时代是一个新旧制度交替变革的过渡阶段，社会上存在着开始产生的封建制与日趋没落的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大国争霸战争，程度不同地打击和削弱了奴隶主贵族集团，为封建地主阶级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助于新势力的发展。
   第三，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春秋时代，居住在周边的蛮、夷、戎、狄不断袭扰中原；中原霸主也以“攘夷”相号召，与之进行斗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彼此犬牙交错，杂居共处，打破了各族间固有的地域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前提，从而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经济文化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总之，争霸战争打破了列国的分野，逐渐泯灭了各族的界限，形成了南方以楚国，东方以齐国，北方以晋国、燕国，西方以秦国几个融合的中心。随着民族交往联系的频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族先后走上了封建制的轨道。

(1)井田制的瓦解：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弱，诸侯们的权力日益增加，加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的使用价值提高，诸侯或贵族之间的有关土地的赠送、赔偿、交换乃至抵押、典当关系进一步发展，并不再报告天子。诸侯们已把他们疆域内的土地看做是私产，这种土地观念的出现，说明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开始瓦解，“田里不鬻”制度破坏，土地国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加之农奴们的消极怠工或逃亡他乡，对贵族领主们是一个打击，这是加速井田制瓦解、促进土地私有制产生的重要因素。
   (2)赋税制度的改革：
   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应用，大量的荒地被开垦为私田，各诸侯国为了扩大税源，先后进行了赋税制度的改革。最早改革的是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和晋国的“作爰田”。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初税亩的实施，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加速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3)阶级关系的变化：
   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那些占有大量私田的人放弃了井田制的剥削方式，他们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逃亡奴枣和破产农民耕种，收取实物地租，出租土地者转化为封建地主；租种土地者转化为依附农民。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发展起来。

(1)秦统一的历史必然性：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齐，俘齐王建，齐亡。至此，秦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①从经济上讲，秦统一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割据的状态下，各国关卡林立，强征勒索，给交通和商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战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强烈要求政治上的统一，以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②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西周灭亡以后，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长期的割据混战，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人们强烈要求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向往“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前景，统一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③从民族关系上讲，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族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
   ④秦国的强大决定了由秦国来完成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秦国的商鞅变法比较彻底，“军功爵”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奖励农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严密的吏治和法制提高了工作效率。与秦相反，东方六国变法不彻底，内部又纷争不已，国力一再削弱，由秦国完成统一也就成为必然。
   ⑤秦王嬴政在统一过程中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除掉了吕不韦、缪寡、太后集团，有利于政令的统一，注重网罗人才，任用尉缭、李斯、王翦、王绾、蒙恬等人，各尽其用；在军事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政策，逐步瓦解六国。秦王嬴政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秦统一的意义：
   秦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秦王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武器的进步：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与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相比，军队使用的武器有所进步。春秋时期的兵器多是铜制的，主要有矛、剑、戈、弓矢等，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逐渐由铜制改为铁制，比以前更加锋利和坚韧。同时，一些大型兵器如用机械力量放射的弩机等比以前更加广泛。
   兵种的变化：西周春秋时期的主要兵种是战车部队，作战方式主要是列阵作战。战国时期的兵种则有步兵、骑兵和车兵，步兵、骑兵较之车兵轻捷灵活，作战方式也由列阵而战改变为争夺战和运动战。由于武器的先进和军队数量的增加，攻城战和大规模野外作战已是很普遍的现象。
   兼并战争的性质：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各霸主以扩大势力范围及掠夺土地、人口、财富为目的。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统一战争的性质。

借助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各国先后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封建化运动，使封建制度在各国建立。
   (1)各国国君名号和职权发生了变化。随着各国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君主的地位日渐提高，周王分封时赐予的名号已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相符合，他们想用最能显示尊贵的名称——“王”来作为自己的称号。“王”已不再是周天子的专称，而是拥有实权的一国之主的称号，专制的含义已十分明显。
   (2)以文武分职为特点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建立起来。在君主之下，有一系列官僚组织。其中相和将是其首脑，文武分职是其特点。相是百官之首，义称相邦或相国。将或将军，为武官之长。文武分职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
   (3)君主继承制的发展。随着君主集权局面的形成，为了稳定最高统治者集团内部的关系，嫡长子继承制越来越适应形势的需要。
   (4)郡县制取代了分封采邑制。战国时期随着边疆地区的发展，在郡下开始分设若干县，由此产生了郡县两极地方机构。郡设守，县设令，郡县的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免，不能世袭；县下有乡里，乡设“三老”，里设里正；乡里以下设什伍组织。
   (5)封建法制确立。魏国李悝制定《法经》，秦国商鞅参照《法经》制定了秦国的法律，它们是我国最早的系统化封建法典。
   (6)新的官吏管理制度确立。随着世卿制的破坏，新的官吏选任制度逐渐确立，使立功仕进、荐举仕进、献策仕进等新的选官制度逐步完备。官吏由国君任免，不再封赐采邑而是领取俸禄，这种君臣关系已带有雇佣的性质。国君对重要官吏和地方长官进行考核，决定其升迁任免。这种官僚制度使国君集权于一身，初步形成了中央集权政治。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一书，现存53篇，大部分篇章都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是研究墨于思想的可靠材料。
   墨子尊天事鬼，相信天有意志，能降祸福于人，认为君主如违背兼爱、非攻或节用、尚贤，就将受到天和鬼神的遣罚，反之，则能受到福佑。
   在道德方面，墨子提倡“兼爱”，以“兼相爱、交相利”来代替不相爱和亏人以自利。墨子的兼爱是一种普遍的没有差别的爱。墨子又将爱人与利人联系在一起，兼相爱就是要交相利。墨子特别重视国家人民之利，以是否符合国家人民之利为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准。从此出发，他谴责当时各国之间的攻战为“至大不义”，力主“非攻”；他也反对儒家提倡礼乐的主张，认为儒家主张厚葬久丧和在各种典礼中“弦歌鼓舞”，都是劳民伤财，不利于生产和生活，所以，提出了“非乐”、“节葬”的主张；他还反对靡费，主张“节用”。
   在治国方面，墨子提倡尚贤、尚同。墨子认为，即使是农民、工匠，只要有贤有能，都要选拔出来给以爵禄、权力，管理国家事务。这反映了下层小生产者突破宗法等级制度，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需求。尚同是在尚贤的前提下，要求人们与上级政长同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皆非之”，逐级逐层统一思想，最后使“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也就是集中统一到中央。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思想，后来在法家那里得到了发展和实际运用。墨子尚贤尚同，一方面要求突破宗法制度，给“农与工肆之人”以政治权利，一方面又要求由上而下一同天下之义，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特点。
   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判断是非真假标准的三表法：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表，“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三表法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的，主张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和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在认识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它过分夸大了感觉的作用，忽视了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在实际运用中不能不陷入经验论的错误。

(1)齐国的改革：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
   在政治体制上，“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即将国都地区划分为21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不服兵役；士农之乡十五，服兵役，由桓公、高子、国子各管五个乡。所谓“五其鄙”，即在鄙野地区设立五大属区，由五大夫各属一区。五大夫在每年的正月向桓公汇报属内治绩，推举属内贤能。
   为了有效控制全国居民，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理论，即按照人口的职业划定固定的地域，使士、农、工、商各居其所。使他们世世代代各司其事，各安其业，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在军事上，管仲本着“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军政合一的军事体制。在十五个士乡中，每五乡设一军，每军一万人，作为国家的常备军。为了提高战斗力，于春秋两季进行军事训练，将“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称“内教”，在鄙野的五属五十个县也有相应的军事组织。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如此一来，齐国建立了完备的军事政治体制。
   在经济上，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所谓“相地”，就是观测评定土地，以区分土地的好坏肥瘠。所谓“衰征”，就是依土地等级征收不等的赋税。如此一来，地尽其利，民尽其力，为齐国经济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其次，管仲实行官山海，盐铁专营，即盐铁由民间生产，由官府统购统销，为国家开辟了重要财源，从而为齐桓公称霸诸侯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管仲进行的改革，很快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齐国国力日益强盛。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大会诸侯，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标志着齐桓公第一个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2)鲁国的改革：
   鲁国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公元前594年(宣公十五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这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无论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初税亩的实施，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过程。

战国时期，政治经济领域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派别，如儒、墨、法、兵、农、阴阳等家，人们统称为“诸子百家”。各家学派都创立学说，聚徒讲学，议论时政，相互诘难，人们把思想领域出现的这种局面称为“百家争鸣”。
   社会背景：一是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与文化繁荣，对各个阶级、阶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是产生“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
   二是“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代的“士”，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一部分是从奴隶社会的“士”转化而来的，一部分是从地主和平民中涌现出来的。他们虽然不是一个阶级，但都必须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们走公室、跑私门，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由于他们所投靠的对象不同，或出身经历不同，成了各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言人。
   三是社会基础：在诸侯割据纷争的时期，统治者还不能推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所谓“诸侯并争，厚招游学”，诸侯国的国君和大贵族都招揽大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礼贤下士成为社会风气。当时的士，可以各持一说，在诸侯之间奔走游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的自由。收徒讲学的风气也非常盛行，只要略为著名的士，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的。这就使各个学派有了发展的机会。
   主要原因：从政治方面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战争中取得霸主地位，竟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从经济方面看，战国时代，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大部分直接生产者从奴隶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促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使得有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从文化方面看，孔子时就推广私人授徒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历史，使得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这也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出现。
   从科技的发展看，战国时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此外，这一时期，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