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是伊壁鸠鲁。他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既承认必然性又承认偶然性，看到了内因的作用。他宣扬无神论，认为人死魂灭。伊壁鸠鲁还提倡寻求快乐和幸福，但其所主张的快乐绝非肉欲物质享受之乐，而是排除情感困扰后的心灵宁静之乐。这一派生活简朴节制。他们还认为最大的快乐是友谊，个人的幸福就在于友谊和社会之中。

   公元前405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和雅典在羊河的一次作战。雅典发动西西里远征，海军受损，于公元前405年的羊河之战，雅典海军被全部歼灭。羊河战役彻底毁灭了雅典最后的军事力量，基本决定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吕山德没有给雅典人喘息的机会，很快封锁了比埃雷夫斯港，军事力量消耗殆尽的雅典坚持数月后投降，公元前404年，雅典接受了斯巴达提出的苛刻条件，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唯物论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勤奋钻研学问，知识广泛，在数学、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人们的认识是从事物中流射出来的原子形成的“影像”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与心灵而产生的。在伦理观上，他强调幸福论，主张道德的标准就是快乐和幸福。著有《小宇宙秩序》、《论自然》、《论人生》等，但仅有残篇传世。

   雅典悲剧作家，其代表作《美狄亚》，描写主人公深爱自己的丈夫，但丈夫却令寻新欢。她的心由极爱转为极恨，毒杀了丈夫的新恋，杀掉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以示对前夫的惩罚，实现了悲剧的结局。

   在古罗马时代，希罗多德就被誉为“历史之父”。所著《历史》一书，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之历史、地理及民族习俗、风土人情。该书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书中众多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亦作《希腊波斯战争史》。希罗多德在欧洲史坛最先对史料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分析批判态度，而不是盲目相信一切传闻。他创造了叙述历史的新方法，把记载史实和加以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希罗多德虽然推崇雅典民主，但充分肯定古代亚非人民的文化成就。

公元前331年10月，在亚历山大东征之战中，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与波斯王科多曼·大流士三世的军队主力在高加米拉进行的一场决定性会战。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又率军从埃及回师亚洲，向波斯腹地推进，寻波斯军主力决战。大流士三世在高加米拉村附近展开主力，并令掩护支队前出至幼发拉底河。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消灭了波斯的掩护支队，抵近高加米拉。亚历山大军队，以“攻击翼” (重骑兵)对波斯军左翼实施主要突击。波斯军的左翼攻击部队被打退了。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以重骑兵对敌发起强有力的反突击，突破波斯军左翼击其后方，尔后又对波斯军右翼发起攻击。波斯军队溃败。高加米拉会战促成了波斯帝国的灭亡。

   由克里斯提尼首创，是希腊克里斯提尼改革的重要内容。陶片放逐法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如果公民大会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得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陶片放逐法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希腊奴隶制度的一种类型。斯巴达型奴隶制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实行土地国有制，使用国有的农业奴隶。这种农业奴隶多由被征服居民集体遭受奴役而成，他们耕种土地，向主人交纳一部分收成。

   是古希腊哲学家，其主要哲学思想是“理念论”，对西方的哲学思想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理想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他在《理想国》中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治国的贤哲——哲学家，第二等是卫国的武士，第三等是农民等劳动者，其唯一职责就是为养活前两个等级服务。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柏拉图逃往梅加腊避难。后来他到各地游历，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并创办了学园。学园是西方最早的教学机构，它是中世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

   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他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重视伦理学，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要用理性和思维去寻找普遍道德的人，他是道德哲学的创始人，他强调道德是由理性指导的，所以“美德就是知识”。在欧洲哲学史上最早提出唯心主义的目的论，认为一切都是神所创造与安排的，体现了神的智慧与目的。在逻辑学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提出了归纳论证，从具体实事中找出确定的论点，并注意一般定义的方法，对概念做出精确的说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主要认为是非有标准。

   古希腊最早的唯物论学派，产生于小亚城邦米利都和以弗所。学派的创始者是在哲学史上被誉为“哲学之父”的泰勒斯，他认为万物源于水又复归于水，否认万物为神所创造的观点。以弗所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提出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火。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由不可再分的、最小的物质原子构成的，提出了欧洲最早的原子学说。

爱琴文明是指爱琴海地区的青铜文明，因以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为代表，所以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爱琴文明是古希腊乃至欧洲文明史的肇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考古学家谢丽满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的考古发掘，使爱琴文明重见天日。爱琴文明存在的时间，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100年。

   伯里克利出身于贵族家庭，是出色的演说家、政治家。他是雅典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代表，但也致力于扩大一般公民的权利。伯里克利推动公民大会实行一系列完善民主政治的改革。从公元前443年至前429年，伯里克利连续15年任十将军委员会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大权独揽的最高统治者，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推动雅典政治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改革，将民主的政治制度推向了古代世界最完善、最典型的境界，史称“伯里克利时代”。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获得高度发展，经济和文化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马克思曾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梭伦改革引起了雅典公民内部平原、山地、海岸三派的斗争，结果于公元前560年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以武力成功地在雅典建立了僭主政治。但他的统治并非君主专制，而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温和君主专制。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总的来说对农民比较关怀，也支持平民势力反对贵族。他继续执行梭伦的立法。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低利贷款给农民。他把司法权集中于城邦政府，同时设立乡村巡回法庭，就地解决纠纷，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干扰。庇西特拉图注意发展工商业。他在雅典大兴土木，促进了建筑业和有关行业的发展，使雅典开始成为希腊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中心。他还注意提倡文艺。总之，庇西特拉图掌权期间雅典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发展。

   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农民诗人，时代稍晚于荷马。他的著名作品有《神谱》和《田功农时》，前者记述了希腊的神话传说，后者是一部教谕诗，诗中描述人类生活的艰苦，谴责贵族的骄横，歌颂辛勤劳动的农民，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诗作，风格清新自然，平易简洁。

   是希波战争前期的一次著名战役。公元前490年，波斯侵略军跨海直攻阿提卡半岛并在东北部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倾全部兵力1万多人开往马拉松，与6万波斯军队进行决战。雅典军司令官米太亚得巧妙地以两翼包抄战术对付敌军，全体战士也士气高昂，英勇杀敌。此役波军惨败，死伤6400余人，而雅典只损失192人。马拉松战役成为世界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战役，它大大鼓舞了希腊人的斗志，增强了保卫祖国的信心和决心。

   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他在世界观方面是个二元论者，摇摆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同时，他又主张推动物质发展、决定物质形式的世界最终动力是神。他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学术研究，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等。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雅典最杰出的喜剧作家，代表性作品有《阿卡奈人》、《骑士》、《云》等。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讽刺精神，是一幅雅典城邦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风俗画。恩格斯将其称为“喜剧之父”。

   雅典悲剧作家，代表作《俄狄浦斯王》，描写了主人公俄底普斯不愿屈服于命运的安排，经历了各种曲折，但仍未摆脱杀父娶母的厄运，成了命运的牺牲品。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希腊悲剧的典范之作。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指从亚历山大东征以来，到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被并入罗马帝国为止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它仍属于希腊文化的范畴，但与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有明显不同。希腊一体化和地方多元化相结合，消极没落的个人主义和眼界开阔的世界主义相并存，是希腊化时期文化的基本特征。这时的文化中心也从雅典移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为争夺巴勒斯坦与南叙利亚一带，先后发生5次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这场战争以塞琉古王国的胜利告终。长期的战争消耗了托勒密埃及的国力，加上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从公元前3世纪末起，它就进入衰落时期。公元前30年为罗马所灭。

   即独裁统治，是早期希腊从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时期的一种政体形式。僭主指希腊城邦政治中依恃武力和非法手段僭越夺权的专制首领，他们握有终身独裁大权，还可将僭主之位传于儿孙。早期僭主多出身贵族，为了争取民心，往往采取有利于平民的政策，重视殖民活动并推动工商业发展，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早期僭主政治比较盛行，阿哥斯、科林斯、麦加拉等城邦都曾出现过。早期僭主政治客观上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促成氏族贵族衰微并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卓越的长篇叙事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相传为古希腊盲诗人荷马所作，故名。实际上它是许多民间行吟歌手的集体口头创作。它取材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伊利亚特》描写希腊人同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战争第十年的故事。《奥德赛》描写伊大卡国王、远征特洛伊的将领奥德修斯在回国的路上历经艰险。荷马史诗语言简练，情节生动，不仅是古代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优秀的作品，而且对研究古希腊早期历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保存了一些对于迈锡尼文明的模糊回忆，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社会情况。

   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者，恩格斯称他为“悲剧之父”。他共写过90部悲剧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7部，著名的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颂扬了主人公抗拒命运、不畏强权、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他的《波斯人》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地描述了萨拉米海战中希腊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大约写于公元前329～前328年。该书主要论述的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条理清晰，内容丰富。据说亚里士多德曾考察并记述了158个希腊城邦的历史与现状，《雅典政制》是其中唯一残存下来的篇章。对研究古代雅典政治史具有珍贵的价值。

   公元前305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在埃及建立的国家。以希腊一马其顿殖民者为主要统治力量，实行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公元前3世纪与塞琉古王国争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发生多次战争。都城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地中海最大的文化中心，公元前30年为罗马所灭。

   古希腊历史学家，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指挥不力而被放逐国外多年。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该书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希腊城邦争霸战争的纪实，至于公元前411年，是西古希腊史学的顶峰之作。全书秉持客观态度，史料翔实，表现小修昔底德的严谨精神。

   公元前478年，雅典组织中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故名“提洛同盟”。它的目的是对波斯联合作战，后来成为雅典称霸工具，又称“雅典海上同盟”。前454年，同盟金库迁到雅典。公元前404年，由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雅典被迫解散提洛同盟。

   西亚古国。公元前312年，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所建，因其中心地区在叙利亚，又称叙利亚王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下设若干行省分区管辖，地方有一定的自治权。商业和手工业发达，中介转运贸易获利甚厚。公元前3世纪，内外征战频仍，其统治下的一些地区乘机独立，版图大减，国势日衰。公元前64年被罗马所灭。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希波战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伯里克利执政时发展到了顶峰。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并都以抽签方式产生。抽签方法依职位高低略有不同。执政官这类最高官职须选区按比例提出一定数量的候选人，然后冉从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但候选资格已尽量放宽，无任何财产、等级、资历的限制。其他各级官职和五日人会议成员在各选区从合格公民中直接抽签产生。②民主政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众法庭握有充分的权力。公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民都是大会成员，它实行直接民主制，讨论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粮食供应、国家债务、官员审核、惩罚和罢免；执政官和十将军选举也在公民大会上进行。③为担任公职和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公民群众发给工资和补贴。这种公薪制和补贴制为贫苦公民广泛参政提供了经济保证。
   积极意义与局限；雅典民主政治使公民可以充分参与政治，为雅典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证。但作为奴隶主民主政治，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①奴隶群众毫无权利，而且被列为专政对象。②民主政治的范围即使在自由民中也是很有限的，妇女不能参政，外邦人也无任何权利，这就使自由民总数的一半以上被排除在民主政治范围外。③雅典对内实行民主，对外特别是提洛同盟的盟邦极端专横，毫无民主可言。④雅典民主政治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奴隶主上层手中。将军是掌握兵权的实力人物，而十将军始终保持选举制，连选连任，不给薪俸，这就决定了贫穷公民很难当选。这些局限都说明雅典民主政治是古代奴隶主阶级实行统治的一种手段。

梭伦改革的原因。
   公元前6世纪初，在贵族寡头政治下，贵族垄断了国家政治，在经济上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压迫平民，雅典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十分尖锐。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进行了宪政改革。
   (2)梭伦改革的主要内容。
   政治改革包括：①将全体雅典自由民按财产多寡分为四个等级，即“五百麦斗级”、“骑士级”、“牛轭级”和“日佣级”，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第一级可任一切官职；第二级可任除司库以外的一切官职；第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级不得担任一切官职，但可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②确立公民集体立法的原则，提高公民大会的权力，会上决定战争与媾和等重大军事并选举官制。③新设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两个重要机构。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主要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提交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陪审法庭是城邦最高司法机关。
    经济改革包括：①颁布“解负令”，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债务一律废除，雅典公民沦为债奴者一律解放，同时永远禁止放债时以债务人的人身做担保，也就是在公民中取消债务奴隶制。②禁止小麦出口，鼓励橄榄油输出。③推行货币改革，实行流通于爱琴海区域的卑亚币制，以利于对外贸易。④为防止土地再次集中，规定公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⑤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打破社会流行的轻视工商业的思想，提倡公民后代学习手工技艺，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拒绝赡养其父；以优惠政策吸引外邦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确立财产自由转让的原则。
   (3)梭伦改革的意义。
   梭伦改革对雅典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梭伦改革是对旧的氏族贵族的打击和对血缘关系的破坏，恩格斯称之为一场“政治革命”。
   ①改革消灭了债务奴隶制，恢复并稳定了独立的小农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为雅典公民集体政治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也使雅典奴隶制开始向高级阶段发展。
   ②改革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重新分配了国家权力，提高了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的政治地位，使普通公民能够参加决定国家命运和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动，促使政体从贵族政治向着民主政治过渡。
   ③改革采取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为雅典的经济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
   可以说梭伦改革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工商业的道路。在梭伦改革后的百余年内，雅典始终遵循他开辟的道路继续进行政治改革，终于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昌盛、国力强大的希腊超级城邦。
   但是，梭伦温和、适度，中庸的处世哲学，使他不可能完全满足下层平民平分土地的极端要求，也未彻底清除氏族制的残余。传统贵族因丧失了某些特权而愤愤不平，中产阶级也因不能担任执政官而怒气冲冲。因此，梭伦招致平民和贵族两个方面的反对，被迫出游海外。

   希腊城邦经济是以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为基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城邦的争霸混战，使希腊世界的奴隶制经济又有了显著发展。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雅典的奴隶制经济从数量上看已超过前5世纪的极盛期。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分化，从而动摇了城邦赖以生存的基础，导致城邦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许多指挥作战的将领大发战争财。和这种大奴隶制经济的流行相伴，公民中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则破产日多。雅典公民中的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很多都沦为雇佣兵和游民。这就说明曾作为古典城邦体制基础的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经济以及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已遭严重破坏，广大贫民与大奴隶主的矛盾日趋尖锐，城邦内部的阶级斗争高涨起来。许多城邦都爆发了贫民起义，奴隶也积极响应，共同反抗大奴隶主。同时各大邦为争霸混战不已，愈演愈烈。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城邦混战一方面是由城邦危机引起的，同时又进一步加深了城邦危机。总之，城邦体制的生命力已近枯竭，而城邦危机却为马其顿王国的兴起及其控制希腊提供了方便。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占领埃及，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城；在高加米拉之战中击败波斯军队，灭波斯帝国：之后进攻印度，无功而返。
   东征将希腊文化传播到西亚、中亚和埃及等地区，促进了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联系；东征也给东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公元前443～前429年，伯里克利连续15年任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在此期间，雅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史称“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公民大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民都是公民大会的成员，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大会每月召开3～4次，开会地点设在雅典城郊的普尼科斯上岗，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对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参加表决，表决采取公开投票如举手的方式或秘密投票如投票于票箱的方式。凡内政、外交、战争、和平以及高级官吏的任免等重大问题，都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公民大会还掌握城邦的立法权，凡是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议案，经陪审专门委员会批准就可以成为城邦的法律。此外，公民大会还拥有最高监督权和特别国事案件的审判权等。
   其次，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并且以抽签产生。五百人会议的成员由10个地区部落各选50人组成，各个等级的公民均可当选。五百人会议是城邦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公民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以及城邦的日常事务。五百人会议分为10个委员会，轮流担任会议的主席团(每个委员会大约任职30天)。主席团以抽签方式每天选举1人担任主席，主席团主席负责召集五百人会议，负责保管国库钥匙和国玺(1昼夜)。公民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约6000人，由10个地区部落各选600人，凡是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当选。公民陪审法庭是城邦的最高司法机关，负责处理全部民事案件、重大刑事案件、国事罪、渎职罪和“不法申诉”，并且监督官吏的工作，最后核准公民大会的法律议案。十将军委员会由公民大会从10个地区部落各选1人组成，可连选连任。十将军委员会当时权力比较大，首席将军实际逐渐成为总揽城邦内政、外交的最高领导。执政官(9人)虽然属于高级官职，但当时其权力日益削弱。执政官的选举先按地区部落提出一定数量的候选人，然后再从候选人中抽签决定。古老的城邦机关贵族会议仍然存在，但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只是处理与宗教有关的事务。而且，由于贵族会议成员照例由退任执政官担任，这时执政官已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出身平民的公民也可担任执政官并且自动进入贵族会议，所以贵族会议也逐渐向平民化方向变质。
   再次，实行公职津贴制和观剧津贴制。为了使更多的公民能够参政，城邦对各种官员(十将军除外)发放公职津贴。陪审员每天领2个奥波尔，执政官领4个奥波尔，五盲人会议议员领5个奥波尔。为鼓励公民观看戏剧演出，城邦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每人每场可领得2个奥波尔，大约等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确实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其局限性也相当明显。首先，广大奴隶不仅毫无权利可言，而且是被剥削压迫的对象，其实质是公民民主或大大小小奴隶主的民主。其次，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不能享受民主政治，因为外邦人无雅典公民权。第三，雅典自由民中的广大妇女也不能参政，当时重男轻女严重，她们没有公民权。第四，那些靠劳动谋生的平民，不大可能放下手里的活，每十天左右到雅典参加公民大会，离雅典城较远的农民在农忙时节更不大可能，所以，经常参加公民大会的只是雅典公民中的比较有闲暇且比较富有和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成年男性公民。第五，雅典对内虽然民主，但对盟邦(提洛同盟)却是很专横的，毫无民主可言。最后，当时雅典最重要的官员十将军不是抽签选举产生的，而是举手选举产生的，而且是连选连任，也不给薪俸，所以一般公民很难当选，即使当选也无法担任。

斯巴达城邦的阶级结构。
   斯巴达城邦建立后，其居民泾渭分明地分为三个阶层，即斯巴达人、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斯巴达公民以平等人自称，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他们约有9000户；皮里阿西人没有公民权但有人身自由，有自己的土地、作坊和店铺，从事农工商业。他们不得参与任何“平等人公社”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会议，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却需纳税和服兵役；希洛人，是斯巴达的国有奴隶。生活在自己的村社里，按户各自耕种斯巴达人的份地，每年向份地主人交纳大约一半的田地产量。要跟随斯巴达军队出征，负担各种劳役。没有任何权利，同斯巴达人的矛盾非常尖锐。
   (2)斯巴达城邦的政治制度。
   为了防范和镇压数倍于己的被征服者的反抗，斯巴达人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形成了贵族寡头政体。斯巴达的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会议组成。①双王制。是斯巴达独有的制度。他们出自两个世袭的王族，具有同等权力，可任职终身。其权力受到极大压制，实际只是两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②长老会议。由28名年龄在60岁以上的公民和双王组成，为终身制。元老会议在决策中拥有创议权，还有司法权，有权决定王室婚姻和继承事务。③公民大会。由30岁以上公民组成，每月召开一次，是国家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④监察官会议。每届任期一年，不限出身，年满30～60岁的公民均可当选。其职能相当广泛。有权对违反法律的公民进行惩罚，有权代表公民指控国王，中止公职人员的权力，负责日常民事诉讼。公元前5世纪后，监察官的权力日益膨胀，发展到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成为最高公职人员。
   (3)经济方面。
   斯巴达以农业为主，工商业极不发达，甚至一度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旨在阻抑商品经济的发展，防止两极分化，维护公民集体的团结，以对付希洛人的反抗。
   (4)斯巴达城邦的军事和教育制度。
   斯巴达国家实行极为严格的军事制度和教育制度，公民必须按照国家要求终生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其全民皆兵、重武轻文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方面使斯巴达拥有一支实力最强、纪律最严的军队，但另一方面斯巴达的文化建设则完全被忽视了。
   (5)外交关系方面。
   斯巴达统治者奉行伯权政策。他们采取武力威胁与外交逼迫等手段，逐步制服了南希腊的多数城邦，结成了斯巴达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各盟邦名义上地位平等，实际上斯巴达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凌驾于其他同盟之上。提洛同盟形成后，斯巴达将伯罗奔尼撒同盟变成了同雅典争夺希腊霸权的工具。

   雅典民主政治是一系列历史渐变和突变过程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公元前6世纪初的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起点。此次改革构建了民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社会基础，为雅典整体向充分民主方向的发展准备了社会经济、政治、公民思想等诸种条件。
   第二，公元前560年至公元前527年的庇西特拉图家族僭主政治承认并巩固了梭伦改革的成果，强化了雅典公民对民主的渴求。
   第三，公元前509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基本上完成了贵族制向充分民主制的过渡。
   第四，公元前462年的厄匪阿尔特宪政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否定公民会议和控制公职人员行动的权力，使其失去了政治意义，从而形成了充分的民主政体。
   第五，到公元前5世纪40年代至30年代伯里克利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体臻于极盛。

   希腊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邦小国。这种形式上小国寡民的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公民政治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乃至建立起了奴隶制民主政治。各城邦都有国王与王朝，另外还有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
   从军事民主制转变为阶级国家，最早的小国通常都有国王。希腊城邦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城邦废弃君主而实行共和；而后又限制贵族的权力，乃至在一些城邦中推翻贵族统治。城邦公民政治即是指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判，具有最高的权威。城邦公民政治这个本质特征有助于希腊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希腊城邦的形成时间、途径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千差万别，但基本上具有如下共同特点：①小国寡民。②多数以一个设防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区组成。③均有一个小范围的、极端封闭的公民集体。④与公民集体的存在相适应，希腊城邦在政体中均包含民主制成分，共和政体居多。⑤城邦军事制度的主体是公民兵制。⑥城邦无独立的祭司阶层，公职人员兼祭司职能。

希波战争的原因。
   希波战争的直接原因在于波斯对小亚希腊人的压迫以及由此引起的反抗和雅典等邦的干预，较深层的原因则是波斯统治者拓疆辟土的侵略野心及其对希腊各邦发展造成的严重威胁。希波战争的导火线是公元前500年小亚的米利都暴动。
   (2)希波战争的过程。
   希波战争从公元前500年起至公元前449年结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前500～前479年)，波斯军队对希腊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公元前492年，波斯对希腊本土发动第一次进攻，但由于海军遭遇风暴，陆军遭到色雷斯人的进攻，半途而废。公元前490年，波斯大军第二次进攻希腊，在马拉松平原登陆后，直指雅典。当时波斯陆海军人数在5万以上，而雅典只有1万人，在雅典指挥官米太亚德的指挥下，希腊方面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光辉胜利。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率波斯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希腊，在中希腊的主要道口温泉关，波斯军战胜了由李奥尼达率领的希腊联军。公元前480年秋，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湾重创波斯海军，是希波战争的转折点：
   第二个阶段(前479～前449)，主要是希腊人进一步解放爱琴海上和小亚沿岸的希腊城邦。公元前 449年，双方缔结和约，波斯承认小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3)希波战争的结果。
   公元前449年，雅典和波斯都苦于难以彻底战胜对方，不得不握手言和，签署停战协定。波斯放弃爱琴海的霸权，允许小亚希腊城邦独立。因雅典谈判代表是卡利阿斯，故此和平协定又称《卡利阿斯和约》。希波战争至此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胜利而告终结。
   (4)希波战争希腊取胜的原因。
   希波战争中希腊取胜，首先是因为在战争的前期阶段，希腊人所进行的是为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其次，在几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希腊将领指挥、布局得当；再次，希腊人是本土作战，熟悉地形，便于补给兵源和装备。而这些有利因素都是波斯军队所不具备的。
   (5)希波战争的历史意义。
   ①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告终，希腊的胜利，使希腊各邦解除了波斯侵略的威胁，免遭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继续保持自己历史发展的特点，为日后的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
   ②希波战争波斯虽败，但波斯帝国仍在继续发展。希波战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便逐渐形成东西方分庭抗礼、并立共存之势，一直延续至今。
   ③希波战争对希腊两个最重要城邦——斯巴达和雅典的影响尤为重大。对斯巴达而言，大量战利品的流人以及与外界的频繁接触，使斯巴达原有的经济和朴素的生活失去了平衡，原已平息的矛盾重新出现，斯巴达在希腊城邦中的军事统帅地位受到来自雅典的挑战；对雅典而言，大量的战俘和战利品使雅典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因平民尤其是第四等级公民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势力增强，促使雅典民主政治更加完善，战争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海上强国，通过提洛同盟，雅典帝国的势力迅速膨胀，为以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埋下了隐患。

   在城邦普遍建立的同时，希腊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这一时期的殖民与荷马时代的部落迁移有所不同，它具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所以史称“大殖民运动”。希腊的海外殖民不仅和古代一般的民族迁移不同，更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有别。从过程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是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1)希腊海外殖民运动产生的原因。
   ①希腊人殖民的基本动因是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在本邦走投无路的人们到外乡寻求生存空间。造成人口过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人口的自然增殖和人为的土地兼并。荷马时代相对平静的居民生活使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原本山多地瘠的希腊半岛的耕地更显得不足。新兴的城邦只好把多余人口送到海外谋生。
   ②商业者为觅得廉价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希望到海外建立贸易据点，扩大经济贸易圈。
   ③在城邦内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上层分子企图到海外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权。
   ④天灾则是促成殖民的自然因素。
   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公元前日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掀起了向海外殖民的热潮。初始时只是民间分散和无计划的殖民，后来发展成为由政府组织的殖民运动。
   (2)希腊海外殖民运动产生的影响。
   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前6世纪的200多年间，希腊殖民者在地中海、黑海地区建立起数以百计的殖民城邦，其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大殖民运动对殖民地土著居民和希腊各邦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希腊人来说，殖民等同于一次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开拓了希腊人的眼界。从此，希腊本土与地中海、黑海地区成为一个有密切经济文化联系的整体，既有利于对东方文明成就的吸收，也推动了落后地区的文明进程；殖民运动促进了希腊工商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壮大了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加强了贫民阵营的力量，有助于平民反贵族的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建立；海外殖民还增加了奴隶的外部来源，给破产农民找到了出路，缓解了希腊城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部矛盾，为希腊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殖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巩固了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使其始终未像东方国家一样，建立统一的专制帝国。
   对殖民地土著居民来说，希腊殖民运动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希腊殖民伴随着侵略和暴力，殖民者的成功是建立在当地土著居民痛苦基础之上的。

   雅典民主共和国的形成，经历了分别以四个重大事件为代表的发展阶段：
   第一，提休斯改革，雅典国家诞生。
   第二，在阶级和等级的划分使平民与贵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公元前594年出现了梭伦改革，使贵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备。
   第三，在旧贵族势力削弱、新兴工商业者和下层平民力量还不甚强大时，庇西特拉图实行僭主政治，巩固和发展了梭伦改革的成果。
   第四，克里斯提尼改革彻底消除了氏族制残余，完善了雅典国家机器，确定了民主政体。

荷马时代的社会管理制度。
   荷马时代的希腊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多利亚人的军事民主制社会组织比较严密，它代替了迈锡尼时代的国家体制而普遍流行于希腊全境。当时的氏族已是父系氏族。在部落和部落联盟内，皆设有以下三种社会管理机构：
   ①军事首领(巴赛勒斯)，由全体成员男子选举产生；平时管理祭祀和裁决争讼，战时率兵打仗，尚未脱离劳动生产，不具备国王的专制权力。
   ②议事会，由氏族贵族或部落上层分子组成，有广泛的权力，部落内务外交大事都由它讨论通过。
   ③民众会，由部落全体成年男子组成，对重大问题如作战、媾和、迁徙和推举领袖等进行表决。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也被贵族掌握。
   军事民主制是较氏族复杂、比国家简单的过渡性社会管理机构：其总的发展趋势是，军事首领和议事会的权力日益增大，民众会的权力则越来越小。到荷马时代后期，这种管理机构开始向国家统治机构过渡。
   (2)经济生活。
   氏族内部已发生贫富分化。普通成员靠小块份地为生，贵族王族则占有大片良田。不少氏族成员陷入贫困破产，沦为雇工和乞丐。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拥有大批牲畜和其他财物，并使用雇工和奴隶劳动。奴隶作为劳动力已被普遍接受。但军事首领和贵族仍未完全脱离生产劳动。希腊各地用铁已较普遍，给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带来巨大影响。

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针对梭伦改革未深入触动的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做了较彻底的改革。主要内容有：
   (1)重建地方行政区域，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10个新的“三·一区”组成的新行政区，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
   (2)以10个部落各选50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议事制度更加完善。
   (3)规定公民大会每年定期举行例会10次，有重大紧急情况另行召集，使公民大会能正常发挥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4)改革军队，按地区部落征兵，10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完全由选举产生，可连选连任。此后将军便成为最重要的军政首脑。
   (5)实行陶片放逐法。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如果公民大会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得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
   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改革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彻底肃清了氏族制度的残余，结束了雅典国家政体由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过渡，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高峰，标志着雅典国家的正式形成。这次改革使民主政治的运作机制更趋合理完善，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确立了一整套民主体制，对希腊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子卓越贡献，克里斯提尼也因此被称作“民主之父”。此后，摆脱了内部纷争的雅典迅速崛起，成为希腊世界第一强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
   战争起因于雅典与斯巴达争夺希腊世界霸权。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政抬、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并挟提洛同盟以咄咄逼人之势致力于贸易与政治的扩张，成为希腊的最大势力，结果，引起斯巴达及其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敌视和对抗。两者不可调和的政治、经济矛盾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因为这次战争首先是由伯罗奔尼撒同盟发动的，故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是战争的导火线。
   (2)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经过。
   伯罗奔尼撒战争历时26年，分三个阶段进行。
   公元前431～前421年为战争第一阶段。斯巴达陆军攻袭阿提卡，雅典海军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一带活动，双方分别逞威于陆地和海上，互有胜负，于公元前421年签订了为期50年的《尼西亚合约》，各自退出所占的地区。实际只是暂时休战。
   公元前415～前413年为战争第二阶段。雅典进攻西西里岛，全军覆没，损失惨重。
    公元前413～前404年为战争第三阶段。斯巴达在波斯的支持下加强了海军实力，公元前405年羊河之战，雅典海军被全部歼灭。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签署了城下之盟，接受了斯巴达提出的苛刻条件，参加伯罗奔尼撒同盟，海军移交斯巴达，取消民主政治。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3)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奉行民主政治、经济实力远强于斯巴达的雅典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
   ①雅典将提洛同盟变成为本邦服务的工具，导致战争一旦失利，盟邦便纷纷叛离，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实力。
   ②雅典派争激烈，影响了政局和士气，内耗了自身力量。
   ③奴隶的反抗和逃亡打击了雅典经济。
   ④外部树敌太多。
   ⑤战争后期雅典将领缺乏韬略，战略战术不当，致使关键战役一败再败。
   ⑥斯巴达的国内矛盾没有雅典那样复杂，其将领经验丰富，总揽全局，战士素质也较高。
   (4)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虽是一场希腊的内战，但其牵涉之广、损失之大、杀戮之残酷却远甚于希波战争。整个希腊民穷财尽，政治走向无序，文化遭到破坏，希腊文明由全盛走向了衰落。战后，希腊各邦都陷入了深刻的城邦危机之中，希腊古典文明也由全盛走向衰落。
   ①战争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和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中小奴隶主经济日益为大奴隶主所排挤，城邦的经济基础——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经济逐渐瓦解，成为城邦危机的根源。
   ②战争是导致人流锐减，公民兵得不到补充的重要原因。城邦政治的支柱——公民兵制动摇了，雇佣兵开始增多。
   ③伴随着希腊各邦内部危机，城邦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从而导致希腊出现了争霸和混战的局面。希腊城邦的衰落，为位于半岛北部的马其顿对希腊的征服和统治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