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指在中国传统的农耕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所产生、发展和连续传承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又称中国的生产经济文化。

“政绩”观是指历代统治者把农业收成的丰歉，当做考察国计民生的好坏和自己得政或失政的一个标准。

行商经营即由卖主向买主主动汇合的商业经营方式，也就是从产地进货，到需地销售。靠行商运销，甚至长途贩运赢利。历史上的徽商、晋商都很有名气，晋商以“船帮”、“车帮”等长途贩运方式，足迹遍大江南北，以至日本、俄国等。

农商兼营从业者称摊贩。经营方式是把货物摆在道边、路口或集市地面上，也有推车、挑担或设架放货的。其中有些是以物易物的、与赢利无关的互惠行为。

依赖大自然自生自长之物，采集起来以生存，称之为采食经济。

民居是指按照家的结构布局，承担居住(住人)、祭祀、婚姻、财产分配、权利继承、家庭义务和社会职能等诸种任务的房屋。

烹饪，简单说就是熟食制作。即把自然状态下尚不能食用的原料加工成可食品，提高了人们利用生态环境的比率和生存能力。

仪式饮食就是在传统信仰仪式活动中，既供奉食品又唱诵经词的程序，又称信仰饮食。

民间组织饮食是指办庙会或过善会时的饮食活动。这种饮食活动大都带有神圣性质和民间习惯性(解决家庭、村落间的矛盾)。局内性很强，不准外人插入。

家庭是指共同居住、经济协助、有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

家族是由出生和婚姻形成的亲属关系，里面包括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

区域社会指个人与群体取得社会化资格的文化认同单位。

姻缘关系是由婚姻形成的横向亲属纽带，也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的血缘关系的结合。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重心的家族体系，姻缘关系服从于血缘关系。

血缘九族制有两种说法：一是以本人为基准，向上、下各推演四代为九族。二是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

血亲五服制即以本人为基准，向上推四代的直系亲属称祖先，五服以内是近亲；五服以外不是亲族，是同宗。

家谱是中国传统社会保存和延续辈分等级的一种文化方式，它大致包括谱序、像赞、祖训、世表、世系表等，它是维系家庭文化的经典，被称为民间的“二十五史”。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是一个历史概念，就广义而言就是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曾存在的各种传统科学和技术成果。

历法是根据太阳、月亮的运动变化制定记时方式的方法。主要分阳历、阴历、阴阳合历三种。

七巧板也称“七巧图”、“智慧板”，是汉族民间流传的智力玩具，其原理是古算中的“出入相补原理”。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由于农作物的栽培驯化，导致了人类的定居生活，导致了人口的稳定增长，导致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

汉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农业盛世，充分显示了中国人以农立国的政治天才和文化天才。汉代统治者把发展农业当做“理国之道”，由帝王颁令劝农，祀社稷、祷雨水、定岁时、议庆典，鼓舞天下农夫勤劳耕作。在这个时期，兴修水渠、发明改造农具、改善耕作技术、撰写农书、移民屯田和开垦边荒等，被看成是社会大事。农耕区的范围随之扩大，岁时娱乐渐成风俗，农业文化日益兴隆。

清丈田亩、制订赋税，继而又编造了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的控制。

在历代政府的国策和地方的实施中，大都在重视水利的地方，出现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例如黄河、长江文明的崛起，大运河对南北政治枢纽的联结，都江堰对西南巴蜀文化的提升，泾渭二河的水利工程对西北三秦历史地位的确立等，都是例证。

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这一方面加速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兼并过程，使许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加入了市民的行列；另一方面，也打破了传统农作物栽种布局的平衡，经济作物的种植量增加，农耕经济失调。清代以后，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进入晚期，经过康熙、雍正等皇帝的努力，农耕经济状况有所恢复，后来还出现过盛世景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中国的农耕自然经济解体。

北方农业是麦黍型农耕文化，主要标志是栽培麦子、黍子、高粱、玉米、谷子、稗子、豆类，以犁耕为主和井渠双灌等。由于山地丘陵较多，东北地区的林业和牧业都很闻名，同时也发展了农林结合、农牧结合的生产。

我国的农耕经验都被历代的农书记载下来了，形成了一个文献系统。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汉崔寔《四民月令》、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唐陆龟蒙《耒耜经》、宋陈敷《农书》、元王桢《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清张履祥《补农书》等。

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农业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一旦发展起来，就会对农业经济生产起带动作用。因为没有商业，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就不能内销外贸，就不能被外地好东西刺激，从而发现自己的文化实力和别人的优点。没有手工业，中国的民族经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就无法借助大机器和新思想的力量，向现代社会转型，在世界竞争的轨道上，就无法提速。

在商周时期，我国市商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开始使用货币。春秋时各国都城均设置了市场。战国时商业都市崛起。秦汉以后长安、洛阳等地已形成商业网点。到唐代已出现专卖店。宋元以后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至明代中叶，我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商业经济更加显示其活力。

我国的民族手工业远在新石器时代已初具雏形。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业已进入高峰期。从传世和陆续出土的文物看，青铜器中有各种农具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具。到了汉代，青铜器制造衰退，丝织业获得发展。汉代以后，西北边疆形成了丝绸之路，蚕丝业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制陶业出现亦很早，灰陶与白陶代表了商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在西周宗庙遗址中发现绳纹瓦，战国时代出现了砖，秦代的制砖技术已经成熟，发现了条砖，汉代出现画像砖。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已普遍使用，这促进了冶铁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他手工行业在汉唐后迅速发展，诸如制盐、制陶瓷、造纸、制茶。西汉以后从印度等地传入棉花栽种，随之棉纺业出现，明代以后江苏松江形成棉纺中心。晚清时我国棉布畅销欧洲。手工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为向现代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

《周礼·地官》说：“大市，日昃为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这些条文说明我国很早就开始管理市商贸易，并从礼俗文化制度上，规定了它的经营秩序。其他如市、墟、集、会(庙会)的形成，市商经营之道以及营业习俗的市声、商幌、牌匾、字号，经营时的唱收唱付，广告的使用等，这些贸易模式，经营方法及习俗把朝圣、游玩、娱乐等民族的传统文化事象揉进贸易活动之中。这种以文促销的传统，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在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即其发展和延续。

我国传统的市商贸易活动的模式主要有四种：
   (1)市，古人把贸易的场所称为“市”。
   (2)墟，南方把定期贸易的场所称“墟”。
   (3)集，北方的贸易场所，开集有固定的日期。
   (4)会，在寺庙节日期间举行的、规模比较大的贸易活动。

我国从唐代起，把在寺庙节日期间举行的、规模比较大的贸易活动称为庙市，后来发展成庙会。庙会不是纯粹官办的，而是官民合办的，也有民间自发的。赶庙会的人的心思，不全在购物上，他们还要朝圣、游冶、娱乐、赛会，给传统的购物之举，增添了神圣的意义。我国的庙会活动是带有一定的集体性和类型性的民族传统文化事象，与现代商品购物的“个性化”和“新潮化”趋势相比，消费的观点不同，获利的含义也有差别。

现在许多传统的工匠技艺已濒临消失，其原因较复杂，但其中两点与文化史有关：(1)一些手工制品无法转化为大机器生产，一转就变“味”，如“手工水饺”、“泥人张”、“面人”等。(2)工匠技艺的民族民俗，转化为大机器生产就消失了，如北京的“紫铜壶茶汤”、大排档的面对消费者手工拉面等，一旦改为机器生产，那种技巧表演、人情交流的民族文化体验就没了。

祖师崇拜不仅仅是对先人的崇敬与信仰，在传统社会，建立祖师崇拜的行规，等于建立了技能知识的分类体系，使各行各业都有精神支柱，也都有饭吃，这是他们能世代生存的一个文化原因。

在中国传统住宅格局中，以四合院为例，正房建筑高于、大于侧房，是家长住处，又称堂屋。犹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明堂，后称正殿、大殿。在一般民居中，正房是家庭议事、待客、举行红白事仪式之处。正房之中间一间(中堂)供奉神灵祖先。它把家庭、祖先、历史、社会和国家联系起来。因之正房是最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