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做出“月入1900元”可提取公积金的设计，是一种关照底层的良性设想。对底层而言，既然难以利用公积金实现住房梦，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在陷入困境和困顿时，利用公积金解燃眉之急。这既提高了公积金的利用效率，让沉睡的公积金不再沉睡，又让社会底层真正享受到了公共制度的关怀，增进生活的信念，是一种双赢之举。更重要的是，“月入1900元”这个划分比较恰当，对这部分群体做出提取允许，并不会使公积金这一池水陷入干涸窘境。
   对公积金缴纳者，实施差异化缴存，无疑是一个好的探索。但所面，临的困难却有两重，一是按照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上述规定与地方立法相悖，该如何解决这种冲突?二是月入1900元，该如何衡量?对于公务员群体而言，众所周知，其工资与补贴乃分开核算，月入1900元，可能补贴也有1900元。对于这样的情形，显然不能享受可提取公积金的待遇。
   以“放开提取政策，，为标志，公积金制度意图在新形势下进行自我修正：一方面体谅缴存职工的个性化需求，以更细分和有针对性的新规则，来更好地对接其需要；另一方面，适度淡化公积金不可撼动的强制性，转而信任民众理性判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能力。
   在总结多年的得失成败之后，公积金制度亟待回归初心，即重拾其“提高民众福祉”的最初考量，而非执拗坚持那些繁复、僵化的限制性规定。此外，面对住房公积制度实践中存在的弊端，国家层面不妨主动修改《条例》，只要不违背住房公积金的强制性、互助性和保障性，缴存人就拥有自己支配和使用的权利，换言之，从法律上赋予缴存人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对公积金自主支配的权利。

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诸多求人的事，甚至生老病死都要求人。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交织成一幅“中国式求人”图卷。这种人身依附现象，也造成了某种社会不公平现象。
   造成这种“中国式求人”的原因，首先，是优质资源稀缺。其次，是相关制度有漏洞、有弹性，有的制度执行不到位，均导致了寻助求人的行为。再次，是改革不到位。原本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但很多地方依靠权力和关系。这反映了市场化改革在一些领域滞后，政府职能改革仍不到位。
   为此，我们一方面，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约束公权力。完善制度，设计严格办事程序，使寻助求人没有市场：对公权力要加大约束，去掉“不该拥有的权力”；改革政府行政职能，减少政府对优质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
   另一方面，加大对民生投入，不断提高民生急需的优质资源的供给。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的公开透明机制。重点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为国人精神减负，让国民活得轻松一些，快乐一些。

有政协委员提出“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对此，我并不赞同，但我们要全面、客观看待此事，看到政协委员这样说的背后原因。
   一方面，这一提法有现实无奈的因素。相比于城市孩子，即使上了大学的农村孩子，教育起点仍然“低”，他们在小学、初高中阶段教育可能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即使大学毕业仍不占竞争优势；农村家庭相对不富裕，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更高，给家庭造成的负担更大：“大学毕业即失业”，农村大学生比城市大学生占比更大、数量更多，“上了大学”的现实无用问题，就业、升职上的“拼爹”现实等，对农村孩子影响更大、创伤更严重。因此，这位委员从务实角度分析让农村孩子“不上大学”就有了一定的舆论语境。
   但另一方面，“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是对现实不公、教育不公的逃避。农村孩子上大学“无用”，“竞争不过城市孩子”，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城乡经济结构失衡”、“城乡教育资源严重失衡”以及就业等竞争中长期存在的“不正之风”问题，这些现状和问题不是“农村孩子不上大学”就能解决的。相反，越是“鼓励农村孩子不上大学”，越会固化升学就业的社会不公问题。对于长期存在的“城乡教育资源失衡”问题，城乡经济失衡等问题，反而会因为农村孩子“逃离”大学被遮蔽。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说：“我们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农民要走出贫困，一要靠国家的扶助，二要靠自己的努力。“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无异于是堵死了农家子弟通过求学走出农村的希望。农村的孩子没文化，就没有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农村孩子不上大学既不利于自身发展，更无益于社会的整体进步。要改变农村地区落后的面貌，同样有赖于一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爱祖国、爱家乡的青年人。
   因此，我认为“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我们应该正视问题，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平：
   首先，核算高等教育成本、建立合理的分摊机制。在发达国家，大学学费标准规定不得超过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以免对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产生挤出效应。
   其次，建立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联动机制，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同时，对产业结构实行调整。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户籍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就业公平，让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由此逐步淡化直至消除教育的非教育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教育要改变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不以升学为目的，而应该关注生活教育、职业教育。让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建立良性关系。

“拆二代”的因富返贫，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拆二代”精神生活的缺失。一些“拆二代”在暴富之后，心态会随之而变，会出现人生的迷惘期，比比皆是的炫富、奢侈消费、厌学、不思进取的现象，尤其容易让他们迷失方向。这是因为原来传统的乡村文化被汹涌的现代化浪潮裹挟，进而被淹没；繁华的都市文明对于他们就像是雾里看花，似近实远。他们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再属于乡村。
   另一方面，导致部分拆迁致富村民的返贫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对转型的农民引导不力或管理失位有关。目前，对征地补偿大多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买断”，普遍缺乏对征地农民正确的消费和投资意识引导。
   除此之外，“拆二代们”“主动失业”是一种衡量之后的经济选择。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工作技能不强，在“致富”前，他们所从事的多为月薪较低的简单体力劳动。而拆迁后，轻轻松松做“包租公”、“包租婆”就可以远远超过原来辛辛苦苦工作所得，很多人便因此辞去了“费力不赚钱”的工作。
   一夜暴富实质是一夜顿失永久立身之所。一旦拆迁农民因为挥霍征地补偿款而返贫，许多问题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此外，“拆二代”暴富返贫，敲响财富教育的警钟，也敲响“人的城镇化”的警钟：
   第一，可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采取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农业安置、住房安置等多种安置方法相结合的方式，避免单一安置方式的局限和缺点。
   第二，应给予拆迁户必要的专业指导、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发展二、三产业，为拆迁户投资创业提供宽松的环境。
   第三，通过集中归并、资产量化、统一经营等形式，努力实现集体资产产权变股权，农民变股民，让失地农民的财富具备造血功能。让农民持久合理地享受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才是真正化解拆迁富翁返贫危机之根本。
   第四，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完善城乡养老体系建设，尤其是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方面逐步将农民纳入城市保障体系中。此外，加大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力度，使其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唯有如此，才能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之中，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才能称作“人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