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的焦点在于“强制引产”的问题。具体来说，争议表现在以下方面：(1)当地官方声称强制引产是合法的。其实不仅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也是违法的，而且涉嫌犯罪。首先，计生部门工作人员不是警察，没有强行带走公民的权力。其次，“强制引产”行为不具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凡是计划外怀孕的，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规定没有说必须“强制引产”，所以该镇计生办存在滥用权力现象和违法行为。(2)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去执行它、遵守它。不论谁违反了计生法规，都应受到相应的惩处。

主要问题：一是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二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目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严重；四是社会抚养费征收难度大。
   原因：第一，生育观念尚未完全转变，“养儿防老”“儿多光荣，无儿可怜”的封建思潮在农村依旧还十分盛行。第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养老问题主要依靠家庭本身。第三，流动人口管理存在漏洞。对流动人口的动态信息不能及时掌握，极易造成这部分人漏管，另外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反馈信息有时与实际不符，很难在第一时间调查清楚。第四，超生人群往往不是“经济困难型”，就是“流动型”，通过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方式对他们产生的威慑作用有限。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的“人口红利”的确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并不能简单地说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低出生率造成的。依靠廉价劳动力起飞的我国经济到了该转变思维的时刻：一是应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能力为主上来，以规避当前“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巨大风险；二是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大力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第一次“人口红利”行将消失是必然的，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倒逼机制，相信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只要我们积极应对，多措并举，一定还能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控制人口，坚持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尽管我国的生育率已下降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我国的低生育率水平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强制实现的，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的显著特点。不少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出生率反弹的风险很高。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仍处于高增长量。而且，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较大，近年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严重，所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心须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
   第一，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坚持依法行政、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经济等手段，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第二，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科学制订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实行定期评估、通报制度。
   第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以消除性别歧视为重点，广泛宣传男女平等、少生优生等文明婚育观念，普及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知识。制定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和妇女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促进男女平等就业和共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非法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实施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
   第四，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优质服务新体制。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服务网络，配备必要的社区计划生育专(兼)职人员。流入地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纳入经常性工作范围，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免费服务。强化社区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实现流动人口信息适时变动、异地查询和跟踪管理。流出地要配合流入地，做好外出人员的宣传培训、免费办理婚育证明等相关工作。
   我国30多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人口发展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也促使我国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负责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做好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